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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阁：四代藏书百代流芳

在山东聊城西南隅的杨氏宅院内，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坐落在一片绿荫红花之中。海源阁为三间硬山脊南向二层楼阁，飞檐画角、青砖灰瓦、红漆梁柱，看上去古色古香。主楼正中挂着“海源阁”匾额，一楼正中两侧门柱上挂着创始人杨以增的对联：“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在展厅中另有一块“海源阁”匾额，跋语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并籍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海源阁由此得名。

海源阁之名，既寄寓了创始人的治学思想，又体现了其藏书特色。《礼记·学记》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讲君子治学必务其本，“海源”之名，寄寓了追远之思，模仿著名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做法取名为“阁”。此外，“海”指收藏如海般广博，门类众多无所不包，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的医药、堪舆、小说、戏曲等类书籍也尽力搜求，如明高丽本《东医宝鉴》、明本《西厢记》等，搜罗之宏富可见一斑；“源”表现在版本上崇尚宋元古刻、名家校抄，内容上注重经史子集的原典文献，珍藏的宋版“四经四史”为镇阁之宝。

海源阁以其藏书精善广博，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自宋至清，私家藏书以江南一带为盛，清末四大藏书楼中，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的皕宋楼、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都居于江浙，唯有海源阁崛起于北方。又因藏宋元珍本之多，与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称“南瞿北杨”。杨家四代人前后相继，百余年致力于精品图书的搜集、保管与整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评曰：“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海源阁藏书在我国外交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毛泽东赠送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就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

海源阁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代藏主杨以增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杨兆煜曾为即墨县（今山东青岛即墨区）教谕，生平喜爱诗词创作，博学通经，为治学而多方求书。杨以增，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先后在贵州、河南、甘肃、陕西、江苏等地做官。受其父影响，在各地任职期间广购书籍。杨以增藏书始于贵州为官时，任河南道员时开始收藏善本，而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江南河道总督后达到高峰。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清江浦，靠近太平天国与清军交战区域，容易购得因兵祸散出的江南许多私家藏书。杨以增性情豪爽，正直坦荡，交游甚广，其挚友陈官俊概括其品行曰“公、忠、正、厚”，至交林则徐赠言“学有经法，通知时务，行无瑕尤，直到古人”。诸多友朋和书商素知以增嗜好古籍，故多有寄赠或登门洽谈，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以及子集善本大都在此时获得，奠定了数十万卷的图书收藏基础。

第二代藏主杨绍和是杨以增次子，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右赞善、灼灼院编修、通议大夫，赡于文辞且文法精密，著有《仪晋观堂诗抄》一卷颇得好评。绍和颇慕陶渊明，爱其高洁品格，作《对菊偶成》四首，其一云：“偶从陶令问前身，微笑拈花悟夙因。寂寞疏窗无个事，一镫如对古诗人。”其二云：“萧斋兀坐即深山，风雨重阳好闭关。不是此花偏耐冷，要留傲骨在人间。”杨氏追慕陶诗，尽心尽力收藏陶集各本，现存的四种宋本陶集，海源阁就搜求到三种，绍和甚至还将其室命名为“四陶居”。绍和长期在京做官，不断在京都厂肆购入其他藏家的善本，辛酉政变后清宗室怡亲王府被查抄，怡亲王府巨量藏书散出，绍和购得其中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杨氏藏书在绍和的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杨氏藏书到第三代杨保彝时转向谨慎守护为主，零星购书补充。保彝为清末举人，曾以祖荫在京服官，后自请回籍归隐，经世道之离乱，知护书之益艰，对先人收藏深自秘惜、不轻易示人。保彝无子，恐身后族人争夺产业致藏书离散，曾呈官府备案，可谓煞费苦心。海源阁在杨氏三代人不懈的努力下，奠基于杨以增，扩展于杨绍和，补充于杨保彝，辗转全国各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数十年终成清末北方最大的私家藏书楼。

第四代藏主杨敬夫原名承训，保彝无子，以族子敬夫为嗣。保彝卒时敬夫尚幼，保彝妻王少珊主持家政，逢军阀混战，少珊为保护阁书付出了巨大努力。敬夫赶上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海源阁迭遭损失，敬夫为尽量保存旧藏，先将聊城部分宋元珍本移往天津，后又将部分残存书籍运往济南杨氏新居，还有一部分运往聊城西南的弘农丙舍。家国不靖文化遭殃，在战乱年代私家藏书的散失概不可免，敬夫不失时机地三次转移是明智之举，使得海源阁虽不复旧貌，但所藏的部分善本却得以留存，如今散藏在国家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台北图书馆等处。

收书不易，藏书更难，杨氏几代人对于图书的管理与保护更是费尽心思。杨氏藏书分作聊城杨宅旧居、聊城西南弘农丙舍和肥城陶南山馆三处，一旦遇乱可减少损失且方便转移。杨氏购得善本书后均重加装潢，书外装锦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