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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手术后离世多人被处理

一、生命之重：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

2025年11月14日的夜晚，对于许某某一家而言，本应是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带着年幼的孩子走进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期待一场心脏手术能为孩子开启新的生命篇章。然而，手术灯熄灭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孩子永远的沉默。这场本应守护生命的医疗行为，最终演变为家庭的至暗时刻，也将公众的目光聚焦于医疗安全的底线之上。

根据宁波市卫健委12月14日通报的调查进展，患儿离世的直接诱因已初步显现：医疗团队对手术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存在过失、术中突发情况未及时告知、术后监护处置存在缺陷。这些关键词串联起的，是一条本可通过规范操作、严谨流程阻断的悲剧链条。风险评估不足意味着术前对患儿病情的复杂性预判不够，可能导致应急预案缺失；操作过失直接关联手术质量；未及时告知突发情况则剥夺了家属的知情权与参与决策的权利；术后监护的缺陷更让患儿失去了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每一个环节的失守，都像多米诺骨牌般推动着悲剧的发生。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场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类似的医疗安全事件偶有发生，从围手术期管理疏漏到术后监护不到位，暴露出部分医疗机构在”以患者为中心”理念落实上的严重偏差。当”手术有风险”的告知书成为推卸责任的工具，当”尽力而为”的承诺在具体操作中被简化为机械流程，生命的重量便在一个个细节的失守中被不断稀释。

责任之问：从个体过失到制度漏洞的深层剖析

调查组在通报中明确指出，医院存在”医疗质量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应急处置不力、人文关怀缺乏”等问题。这四个”不足”，精准戳中了当前部分医疗机构管理的痛点。

首先是制度落实的”空转”。医疗质量安全制度是经过无数临床实践总结出的”生命红线”，从术前多学科会诊制度到手术安全核查制度，从麻醉风险评估到术后监护规范，每一项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但在此次事件中，这些制度显然未能有效落地。例如，风险评估不足可能源于术前讨论流于形式，操作过失可能与手术操作规范培训缺失有关，而术后监护缺陷则直接反映护理层级管理的失效。制度写在文件里、挂在墙上，却没有融入医务人员的行为习惯，这种”制度空转”比技术不足更可怕。

其次是风险防范的”短视”。医疗行业天然伴随风险，但现代医学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对风险的科学预判与主动防控。此次事件中，医疗团队对风险的评估不足，本质上是风险防范体系的薄弱。风险防范不是”出事后补救”，而是”事前建机制、事中强监测、事后严整改”的全周期管理。若医院能建立更完善的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同类手术的常见并发症，通过模拟演练提升团队应急能力，或许能为这场手术增加更多”安全冗余”。

再者是应急处置的”失序”。术中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是衡量医疗团队专业度的重要指标。未及时告知家属突发情况，既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也暴露了医患沟通机制的缺失。更关键的是，突发情况的处置是否及时、是否科学，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若团队在术中出现异常时能启动快速响应机制，与家属保持透明沟通，或许能为后续治疗争取更多时间。

最后是人文关怀的”缺位”。从患儿家属的角度看，他们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救治，更需要情感层面的安抚。通报中提到的”人文关怀缺乏”，可能体现在术前沟通的简单生硬、术后安抚的敷衍了事，甚至是对家属情绪的忽视。当家属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时，一句及时的情况说明、一个理解的眼神，都可能成为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细节的缺失，往往会加剧医患矛盾，让本已沉重的悲剧更加苦涩。

问责之效：从”处理多人”到”长效治理”的关键跨越

此次事件的处理结果备受关注：医院党委书记被警告、院长被记大过、分管副院长被免职；主刀医师、麻醉医师被免去科主任职务并暂停诊疗活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主管医师被暂停诊疗活动。这些处理措施既针对个体责任，也指向管理责任，体现了”谁主管谁负责、谁操作谁担责”的问责逻辑，是对医疗安全底线的坚决捍卫。

但问责不是终点，而是改进的起点。通报中提到”接下来将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对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一表态值得肯定。医疗过错的责任认定需要科学依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明确具体过错程度，既能确保问责的公平性，也能为同类事件的处理提供参考标准。同时，对病历违规问题的立案调查、对尸检和司法鉴定的积极推进，体现了调查的严谨性，这是给家属和公众的”交代”，更是对医疗行业公信力的维护。

更重要的是，此次事件应成为推动医疗行业”长效治理”的契机。宁波市卫健委在通报中提出”加强全市医疗卫生行业规范化管理，开展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这一举措切中要害。专项整治不能是”运动式”整改，而应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建立医疗质量安全动态监测平台，对重点科室、高风险手术进行实时监控；完善医务人员培训体系，将医疗安全、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