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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饭圈控评中的情感动员与劳动异化

摘要：在当代数字媒介环境下，网络饭圈的控评行为已成为一种普遍且极具争议的文化现象。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饭圈控评实践中的两大核心机制：情感动员与劳动异化。研究以粉丝研究、数字劳动和情感社会学理论为框架，采用数字民族志方法，通过对典型饭圈社群的深度观察与话语分析，探究粉丝群体如何被组织和激励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的控评劳动，并揭示此种劳动形态对粉丝主体性的深刻影响。研究发现，饭圈控札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情感动员策略，其核心在于通过建构偶像—粉丝命运共同体、制造持续的外部危机感以及设立以数据为标准的内部道德经济，将粉丝对偶像的个体化情感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力。然而，这种高效的情感动员与随之而来的数据劳动，却悖论性地导致了粉丝的劳动异化。此种异化体现在四个层面：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与标准化，使粉丝的创造性表达被预设的文案所取代；劳动产品的虚假化，控评所营造的和谐舆论场并非真实民意的反映；粉丝作为劳动主体的工具化，个体的情感与时间被量化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数据指标；以及粉丝社群关系的功利化。本研究认为，饭圈控评是平台资本逻辑下情感劳动被规训与商品化的典型表征，它揭示了数字时代参与式文化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关键词：饭圈；控评；情感动员；劳动异化；数字劳动

一、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度普及，以明星偶像为中心的网络饭圈已演变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力量。饭圈成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通过集资、应援、数据维护等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深度介入偶像的职业生涯与公共形象的塑造过程。在这些活动中，控评，即有组织地控制和引导社交媒体平台上相关内容的评论区舆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发公众讨论的一种集体行动。当涉及偶像的微博发布、媒体报道或品牌合作时，粉丝们会迅速集结，通过大量发布预先准备好的赞美性文案、点赞顶帖等方式，将正面评论推至前排，同时压制、举报负面或无关评论，从而营造出一种一边倒的积极舆Huo氛围。

这一现象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在文化层面，它挑战了公共领域中自由、自发讨论的理想模型，引发了关于网络言论真实性与舆论操纵的担忧。在产业层面，控评所产生的数据流量已成为衡量明星商业价值的关键指标，深刻影响着娱乐资本的流向与决策。然而，在这些外部效应背后，一个更值得学界关注的内部问题是：支撑这一庞大、高效、准军事化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数以万计的粉丝，为何愿意投入大量无偿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这项重复性、机械性、甚至在外界看来毫无意义的数字劳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主体经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深入探究网络饭圈控评行为背后的双重逻辑：一是情感的动员逻辑，即粉丝的个体情感是如何被组织、引导并转化为集体行动的；二是劳动的异化逻辑，即这种以情感为驱动的、看似自愿的参与，为何最终会呈现出一种非人化的、与主体真实情感相剥离的异化状态。本研究旨在超越对控评现象的道德评判或表面描述，运用批判理论的视角，将其视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与劳动相结合的典型形态进行剖析。研究内容将首先梳理饭圈控评的情感动员策略，包括共同体建构、危机叙事与道德规训；随后，将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分析粉丝在控评劳动中如何经历过程、产品、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异化；最终，将控评现象置于更广阔的平台经济与文化工业背景下进行讨论。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然后阐明所采用的数字民族志研究方法；核心部分将呈现并讨论情感动员与劳动异化的分析结果；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饭圈控评现象的研究，可以从粉丝文化研究、数字劳动理论以及情感社会学三个主要领域进行梳理，这些领域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对话对象。

首先，粉丝文化研究是理解本问题的起点。以亨利詹金斯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粉丝研究，强调粉丝作为积极受众的能动性、创造性与社群性，将粉丝社群描绘成一种抵抗文化工业、创造自身意义的参与式文化。这一视角对于打破过去对粉丝的污名化认知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针对东亚地区高度组织化、商业化的饭圈形态，学者们开始对纯粹的赋权叙事进行反思。国内研究者指出，中国饭圈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等级化和劳动化特征，粉丝不仅进行意义生产，更从事着大量的数据劳动，如打榜、刷流量等，其行为逻辑深受商业利益和平台算法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饭圈的复杂面貌，但现有研究在探讨控评等具体实践时，多侧重于其行为模式的描述和组织架构的分析，对于驱动这些行为的深层情感动员机制及其对粉丝主体的内在影响，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

其次，数字劳动理论为分析控评的劳动属性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以特拉诺瓦的免费劳动概念为开端，数字劳动理论批判性地审视了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的、看似是休闲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