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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治理措施

引言

草原作为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绿色屏障”，更是支撑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和承载草原文化的精神家园。从广袤的北方温带草原到西南的高山草甸，从干旱区的荒漠草原到湿润区的草甸草原，我国草原覆盖了约40%的国土面积，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碳汇调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然而，受气候变化、过度利用、人为干扰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部分草原出现了植被稀疏、土壤沙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退化现象。草原退化不仅威胁着生态安全，更直接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科学系统地推进草原生态系统治理，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一、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要实现精准治理，首先需明确退化的核心诱因。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是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相互叠加、相互强化，形成了复杂的退化机制。

（一）自然因素：气候波动与原生环境脆弱性

草原多分布于半干旱、干旱及高寒地区，这类区域本身就具有生态敏感性高、抗干扰能力弱的特点。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格局改变和温度升高，直接影响草原植被的生长周期与水分平衡。例如，部分草原区近年来出现的季节性干旱加剧现象，使得耐旱性较弱的优质牧草生长受阻，而耐贫瘠的杂类草或一年生植物逐渐占据优势，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另一方面，草原土壤多为沙质或砾质土，土层浅薄且有机质含量低，在风力、水力作用下极易发生侵蚀。尤其是在冬春季节，地表裸露期长，强风裹挟表土形成沙尘，进一步加剧了土壤退化，形成“植被减少—土壤沙化—植被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

（二）人为因素：过度利用与管理滞后

人为活动是当前草原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首先，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原“入不敷出”。部分地区受传统放牧习惯影响，载畜量远超草原理论承载能力，牧草在未完全恢复时被反复啃食，根系储存的营养物质无法积累，最终导致优质牧草衰退、毒杂草蔓延。其次，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加剧了生态压力。例如，矿产开采导致地表植被破坏、土壤结构扰动；道路建设切割草原生态廊道，影响动物迁徙与基因交流；旅游活动中随意碾压草皮、丢弃垃圾等行为，也在局部区域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损伤。此外，草原管理机制的滞后性也不容忽视。过去一段时期，部分地区存在“重利用轻保护”的观念，草原产权界定模糊、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牧民缺乏主动保护的动力，进一步加速了退化进程。

二、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系统治理措施

针对退化驱动因素的复杂性，需构建“自然恢复为基础、人工干预为补充、管理机制为保障、科技支撑为引领”的多维度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修复”向“主动维护”的转变。

（一）自然恢复：通过禁牧休牧重构生态平衡

自然恢复是草原治理的核心策略，其本质是通过减少人为干扰，让草原生态系统依靠自身调节能力逐步修复。禁牧与休牧是最直接的手段：禁牧适用于退化严重、生态极度脆弱的区域，通过设置围栏禁止放牧，为植被提供2-3年的“休养生息”期；休牧则针对中度退化草原，在牧草返青期（通常为春季）实施60-90天的季节性禁牧，避免幼苗被啃食，保障牧草完成生长周期。例如，某退化草原实施禁牧后，第一年以一年生植物为主的地表覆盖度仅30%，第二年多年生牧草开始萌发，第三年优质禾草占比提升至60%，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5%，生态功能显著恢复。为确保禁牧休牧效果，需配套开展载畜量动态评估，根据草原产草量、植被恢复状况调整放牧强度，推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从源头上控制放牧压力。

（二）人工干预：通过技术手段加速修复进程

对于重度退化、自然恢复困难的草原，需辅以人工干预措施，针对性解决植被稀疏、土壤退化等问题。一是牧草补播改良。选择适应性强、耐干旱的本地优质草种（如羊草、针茅等），采用免耕补播技术（通过特制机械在不翻耕土壤的情况下将草种植入土层），减少对原生土壤结构的破坏，提高种子成活率。实践表明，补播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可在2年内从10%-20%提升至50%以上，产草量增加3-5倍。二是土壤改良与水利建设。针对沙化土壤，可采用“草方格”“灌木篱”等固沙措施，先固定流动沙丘，再在间隙种植牧草；对于盐碱化土壤，通过施加有机肥、种植耐盐植物（如碱茅）降低土壤pH值。同时，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如集雨窖、灌溉管网），在干旱季节为关键区域补充水分，缓解因降水不足导致的生长受限问题。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建立小型“生物岛”（保留原生植被斑块）、人工种植蜜源植物等方式，为昆虫、鸟类等提供栖息地，促进食物链恢复，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三）管理机制：构建多方协同的长效保障体系

治理措施的持续落地，离不开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完善。首先，强化政策法规支撑。以《草原法》为基础，细化草原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草原权属、退化等级划分标准、奖惩措施等，将草原生态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