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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侵权责任认定

一、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基础理论：概念与立法定位

（一）环境侵权的概念与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第64条开宗明义：“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为“环境侵权”划定了核心边界——环境侵权是指行为人通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生态环境本身损害，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相较于传统民事侵权，环境侵权的特征更贴合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四点：

其一，加害行为的“准合法性”与复杂性。传统侵权以“行为违法性”为前提，但环境侵权中，即使行为人遵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如达标排放废水），只要其行为客观上造成损害，仍需承担责任——《环保法》并未将“违法性”纳入责任构成要件。这种“合法排污亦担责”的规则，旨在倒逼企业超越“达标”底线，采取更严格的污染防控措施。例如，某化肥厂按标准排放含氮废水，但因流域水文条件突变（如降雨量骤减），废水在河道内累积导致下游鱼塘氨氮超标，法院仍判决化肥厂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达标排放不免除侵权责任”。

其二，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与广泛性。环境侵权的损害往往不是即时显现的，而是经过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累积后才爆发——如重金属镉污染可能在土壤中留存数十年，待居民长期食用受污染农作物后才引发“骨痛病”；而大气污染则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的居民健康，呈现“不特定多数人受损”的公共性特征。例如，某铅锌矿尾矿库泄漏，导致周边5公里内土壤铅含量超标3倍，三年后当地儿童血铅超标率达40%，这种“时间滞后+范围扩散”的损害，使得受害人维权时面临“因果关系难追溯”的困境。

其三，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与多因性。传统侵权的因果关系多为“一因一果”（如打人致伤），但环境侵权中，损害往往是“多因子叠加”的结果——比如河流污染可能来自上游三家化工厂排放的不同污染物（氨氮、COD、重金属），共同导致水质恶化，下游渔业减产。此时，要证明“某家企业的排污是死鱼的直接原因”，需要专业的水文、化学、生态等多学科分析，普通受害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其四，责任主体的“强势性”。环境侵权的加害主体多为企业或产业集群，它们拥有资金、技术、信息优势，而受害人多为农民、居民等弱势群体——企业可以通过“技术保密”“监测数据垄断”等方式规避责任，而受害人连“企业排了什么污染物”都难以知晓。这种“主体地位失衡”，决定了环境侵权责任认定必须向受害人倾斜，否则将陷入“维权无门”的僵局。

（二）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立法定位

《环保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其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并非孤立——它与《民法典》侵权编（原《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责任认定体系。其中，《环保法》的核心作用是锚定“环境侵权”的范围（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第68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承担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

例如，某企业非法占用湿地开发房地产，导致湿地生态系统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洪水调蓄能力丧失），此时不仅要赔偿周边农户因湿地消失导致的“农田被淹损失”（财产损害），还要承担“湿地修复费用”（生态损害）——这是《环保法》对传统侵权责任的拓展，将“环境本身的价值”纳入保护范围，体现了“生态优先”的立法理念。

二、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核心要件：从构成到归责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解析

责任认定的前提是明确“哪些条件满足时，行为人需担责”。结合《环保法》第64条与《民法典》第1229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归纳为三点：

存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

行为是环境侵权的“起点”，包括两类：一是“污染环境”（如排放废水、废气、废渣），二是“破坏生态”（如砍伐森林、围填湿地、非法采矿）。需要强调的是，行为是否“违法”不影响责任认定——即使企业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只要其行为造成损害，仍需担责。例如，某热电厂按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二氧化硫，但因排放总量过大，导致周边农田酸雨酸化，小麦减产，法院判决热电厂承担责任，理由是“合法排污不能抵消损害后果”。

造成了损害后果

损害后果是责任认定的“结果要件”，包括三类：

人身损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如肺癌、哮喘）、伤残甚至死亡；

财产损害：农作物减产、牲畜死亡、房屋腐蚀等直接经济损失；

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系统的结构破坏（如湿地消失）、功能丧失（如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服务价值损失（如旅游景点因污染关闭）。

其中，“生态环境损害”是《环保法》新增的保护对象——以往侵权法只保护“人身+财产”，但《环保法》第68条将“环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