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青年空间正义困境中“居住权”与“投资权”冲突.docxVIP

蜗居青年空间正义困境中居住权与投资权冲突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高房价与居住空间紧张问题，催生了蜗居青年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恶劣的居住条件引发了深刻的空间正义反思。本研究旨在剖析蜗居青年空间正义困境的结构性根源，核心在于揭示其背后居住权作为基本社会权利与投资权作为市场金融属性的根本性冲突。本研究采用批判性理论分析与文献阐释的研究方法，整合空间正义、住房政治经济学及金融化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住房体系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在以土地财政为关键驱动、住房市场高度商品化与金融化的发展模式下，住房的投资权属性（即作为资本积累与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已系统性地压倒了其居住权属性（即作为个体获得尊严、安全与城市参与权的基本庇护所）。这种结构性优先序的确立，导致了房价与居民收入的严重脱节，并通过市场机制将蜗居青年这一缺乏初始资本但对居住权有刚性需求的群体，系统性地排斥在体面居住的门槛之外。蜗居并非个体选择的失败，而是投资权侵占居住权所造成的空间正义赤字。本研究认为，要缓解蜗居青年的困境，必须超越单纯的市场供给调控，转向对住房双重属性进行结构性再平衡的政策干预，重塑住房的社会公共品格。

关键词：蜗居青年；空间正义；居住权；投资权；住房金融化

二、引言

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经济活力空前迸发。然而，在这幅繁荣图景的B面，蜗居青年群体的存在及其生存状态，构成了对城市包容性与公平性的严峻拷问。他们是涌入大城市、支撑城市创新与活力的年轻劳动者，却不得不在城中村、群租房、地下室等非正式或不体面的空间中栖身，其居住面积狭小、环境恶劣、稳定性差，蜗居成为他们城市生活的鲜明底色。这一现象不仅是民生痛点，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集中体现了转型期中国的空间正义困境。

高昂的房价与租金无疑是导致蜗居现象的直接原因。然而，将问题仅仅归咎于供需失衡或土地稀缺的市场化解释，已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房价为何能持续脱离居民可支配收入而高位运行？城市空间资源（特别是居住空间）的分配逻辑究竟由何主导？这些追问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当代城市住房体系中居住权与投资权的根本性冲突。

一方面，住房承载着不可或缺的居住权属性。它不仅是遮风挡雨的物理庇护所，更是个体获得尊严、安全、隐私的基础，是接入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网络与发展机会的空间锚点。对于蜗居青年而言，获得体面的居住权，是其在城市扎根立足、实现社会融入的前提。这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社会权利，关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

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下，住房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权属性。它被视为一种优质的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主要工具，是抵御通货膨胀的蓄水池，甚至成为投机资本追逐利润的标的。这种投资权的实现，依赖于房价的持续上涨预期和高度的流动性。

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蜗居青年的空间正义困境，其根源不在于居住权的缺失本身，而在于居住权与投资权这两种属性的激烈冲突中，居住权被投资权系统性地压制和侵占。在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为支柱的城市发展模式下，整个经济与社会系统（包括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已购房中产阶层）在维持房价高位、保障投资权实现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利益联盟。而蜗居青年作为缺乏初始资本的后来者，其对居住权的刚性需求，在这种以资本为导向的空间分配游戏中被边缘化。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具体情境中，居住权与投资权的冲突是如何形成的？哪些结构性机制（如土地制度、金融政策、社会观念）强化了投资权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性又是如何具体作用于城市空间生产，并最终导致蜗居青年群体在空间正义上的系统性被排斥？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一核心冲突的批判性分析，将蜗居青年问题从个体生存困境的描述，提升到社会结构性不公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本文将首先梳理空间正义、住房金融化以及蜗居青年的相关研究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批判性理论分析方法；接着，在核心讨论部分，将详细界定居住权与投资权的内涵，剖析投资权优先地位确立的结构性机制，并论证这种冲突如何导致蜗居青年的空间正义赤字；最后，在结论中总结研究观点，并探讨其对重塑城市住房政策与空间伦理的启示。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议题——蜗居青年空间正义困境中的居住权与投资权冲突，处于空间正义理论、住房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交汇点。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位问题的理论坐标与现实症结。

首先，空间正义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的批判性框架。自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城市权以来，大卫·哈维、爱德华·索雅、彼得·马库色等学者不断深化了对空间与社会公平关系的探讨。空间正义不仅指涉公共资源（如绿地、教育、医疗）在地理空间上的公平分布，更根本的是指涉对空间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民主控制权。哈维的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理论深刻地指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