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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诽谤认定及案例

引言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言语与网络的便捷性在带来沟通效率的同时，也让不实信息的扩散变得更加容易。其中，诽谤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不仅会对公民的人格尊严造成伤害，更可能破坏社会和谐与人际信任。《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工具，对诽谤行为的规制具有明确规定。本文将围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诽谤的认定标准、法律适用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旨在帮助公众更清晰地理解法律边界，避免因误解或疏忽触及法律红线。

一、诽谤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法律定位

（一）诽谤行为的立法目的与社会意义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过规范公民行为、制裁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诽谤行为之所以被纳入该法调整范围，根源在于其对个体名誉权的直接侵害及对社会诚信体系的破坏。名誉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格权，一旦遭受诽谤，可能导致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痛苦，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工作。法律对诽谤行为的规制，既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它明确传递出“禁止以捏造事实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的价值导向，有助于引导公众在表达意见时保持理性与审慎。

（二）与其他法律中“诽谤”的区别与衔接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诽谤”的规制并非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还涉及《民法典》和《刑法》。《民法典》从民事侵权角度规定了诽谤行为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刑法》则针对“情节严重”的诽谤行为规定了诽谤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是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但已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诽谤行为，其法律后果以行政处罚为主（如警告、罚款、行政拘留）。三者的衔接逻辑在于：若诽谤行为情节轻微，仅需承担民事责任；若达到扰乱治安的程度，则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若情节严重（如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诽谤信息被大量传播等），则上升至刑事责任。这种分层规制体系，既避免了法律适用的“真空”，也确保了对不同危害程度行为的精准打击。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诽谤的认定标准

要准确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诽谤行为，关键在于明确其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诽谤行为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一）行为对象：特定且明确的自然人或单位

诽谤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对象。这里的“特定”既包括明确指向某人（如直呼其名、使用他人特征描述），也包括虽未明示但通过上下文可推断出具体指向的情况（如“某小区穿红衣服的张姓女士偷东西”）。若言论仅泛泛而谈（如“现在的商人都不诚信”），未指向具体个体或单位，则不构成诽谤。需要注意的是，单位（如企业、机构）也可成为诽谤的对象，例如捏造并散布某公司“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虚假信息，导致其商誉受损，同样可能被认定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诽谤行为。

（二）行为内容：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

“捏造事实”与“散布事实”是诽谤行为的核心要素，二者需同时具备。

“捏造事实”指无中生有、凭空编造虚假信息，或对真实事实进行歪曲、篡改（如将“某医生误诊”篡改为“某医生故意杀人”）。若信息本身是真实的，即使对他人名誉不利（如公开他人已被证实的违法行为），也不构成诽谤。需要强调的是，“捏造”不要求行为人亲自编造，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同样可能被认定为“捏造”的共犯。

“散布事实”指通过口头、书面、网络等方式将捏造的虚假信息向不特定或多数人传播。散布的方式多样，既包括当面辱骂、张贴大字报、在社区微信群发布消息，也包括通过短视频、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扩散。若虚假信息仅在两人之间私下传播（如甲对乙说“丙偷了钱”，但乙未再传播），通常不视为“散布”，因为其影响范围有限，未对丙的社会评价造成实质损害。

（三）主观状态：直接故意

诽谤行为的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散布的是虚假事实，且希望或放任该行为导致他人名誉受损的结果发生。若行为人因过失传播了虚假信息（如误信谣言而转发），或虽传播了不实信息但无损害他人名誉的故意（如为澄清事实而错误引用信息），则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诽谤。例如，甲听说“乙出轨”后，未经核实便在朋友聚会上提及，若甲主观上认为该信息是真实的，则属于过失传播，不构成诽谤；但若甲明知“乙出轨”是谣言，仍故意传播以破坏乙的声誉，则构成诽谤。

（四）危害后果：足以损害他人名誉

诽谤行为需达到“足以损害他人名誉”的程度，即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或可能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判断“足以损害”需结合传播范围、受众数量、信息内容的恶劣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例如，在仅有3人在场的小范围散布“某教师收礼”的谣言，与在拥有上万人的网络社群发布同一谣言，后者显然更可能对教师的名誉造成实质损害。若虚假信息虽被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