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格物致知思想的多元审视与时代回响——以王夫之、黄宗羲、毛先舒、颜元为中心.docxVIP

明末清初格物致知思想的多元审视与时代回响——以王夫之、黄宗羲、毛先舒、颜元为中心

一、引言

1.1研究缘起

格物致知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最早源自《礼记?大学》，其“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表述，为儒家学者指明了获取知识与道德修养的根本路径。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蓝图中，格物致知处于起始与根基的关键位置，是实现个人道德完善与社会政治理想的逻辑起点。它不仅关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探索，更与内在的道德修养紧密相连，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追求，即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进而实现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与治理。

在漫长的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同时代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背景、时代需求，对格物致知进行了丰富多样且深入的阐释。从先秦时期儒家对其原始意义的奠定，到宋明理学时期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的创新性解读，格物致知的内涵不断拓展与深化。朱熹主张“即物穷理”，认为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细致探究，可以穷尽事物之理，进而达到对天理的认知，这一观点强调了知识积累的渐进性和客观性；王阳明则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格物即是正心，致知在于致良知，将格物致知的重点从外在事物转向了内在本心，突出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这些不同的解读方式，不仅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多元发展，也展现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明末清初，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政治动荡、民族矛盾激化、文化思潮涌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土壤。王夫之、黄宗羲、毛先舒、颜元等思想家，身处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对格物致知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见解。王夫之强调“格致相因”，注重在实践中实现格物与致知的相互促进；黄宗羲主张“知体万殊”，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知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毛先舒倡导“格去物欲”，将格物的重点放在去除物欲对本心的遮蔽上；颜元则提出“习行学艺”，强调通过亲身实践和学习技艺来实现格物致知。选择研究这四位思想家的格物致知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涵盖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和思考角度，能够全面地展现明末清初格物致知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多元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变以及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2研究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毛先舒、颜元的格物致知思想，有助于完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拼图。这一时期处于中国古代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节点，四位思想家的观点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又在时代的激荡下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突破，研究他们的思想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格物致知这一传统命题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揭示其在不同思想体系中的内涵差异与发展规律，填补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和领域的某些空白，为中国哲学学术史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和细致的资料。

对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而言，这些思想家的格物致知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启示。在哲学层面，他们对知识获取、实践与认知关系的探讨，为当代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本土智慧，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的哲学视野中，反思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识论体系。在文化层面，他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等理念，与当代社会强调的务实精神、创新精神相契合，能够为当代文化建设注入传统的活力，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同时，他们对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关系的思考，也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启发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1.3研究设计

1.3.1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运用文献分析法，广泛搜集和整理王夫之、黄宗羲、毛先舒、颜元的相关著作，如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毛先舒的《格物问答》以及颜元的《四存编》等，深入挖掘其中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通过对这些原始文献的细致研读，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内涵、理论架构以及论证逻辑，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比较研究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将四位思想家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他们在概念界定、理论侧重点、实践方法等方面的异同。例如，对比王夫之的“格致相因”与颜元的“习行学艺”，可以发现二者虽都强调实践在认知中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实践内容和方式上存在差异。同时，进行纵向比较，探究他们的思想与前代儒家学者如朱熹、王阳明思想的传承与变革关系，从而更清晰地展现格物致知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

历史分析法同样不可或缺。将四位思想家的格物致知思想置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他们思想形成的影响。明末清初，政治上的动荡、民族矛盾的尖锐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思想家们对传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