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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11只猫狗男子拒民事赔偿

一、当剧毒鸡脖撒向小区：公共安全与宠物权益的双重撕裂

2022年9月14日，北京某小区的平静被一场无声的灾难打破。11只宠物犬在遛弯后陆续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的症状，其中9只抢救无效死亡；2只流浪猫也未能幸免。经检测，这些动物体内均检出剧毒物质氟乙酸盐——一种0.06mg/kg即可致人死亡的灭鼠药。警方调查锁定投毒者为同小区65岁男子张某华，其作案工具是浸泡过毒药的鸡脖碎肉，投放地点包括儿童游乐区、快递柜旁等公共区域。动机则令人唏嘘：因犬只向其电动三轮车撒尿、孙女怕狗等琐事，便对小区内的猫狗起了杀心。

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一场针对宠物的恶意伤害，更是对公共安全的直接挑衅。根据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核心要件是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张某华将剧毒物投放在小区公共区域，其行为的潜在风险远超宠物范畴——若儿童误触、其他居民接触或污染水源，后果不堪设想。正如代理律师王重所言，该罪名的成立不以实际造成人员伤亡为前提，只要故意在公共场所投放危险物质，即已满足犯罪构成。法院最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正是对这种公共安全威胁的法律回应。

从“狗命”到“人命”：首例宠物中毒刑案的司法破冰

2025年12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的一审宣判，不仅为这场持续近三年的纠纷按下“刑事判决”键，更在中国动物保护司法史上写下重要一笔。据代理律师介绍，这是北京首起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宠物中毒案件，其示范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长期以来，宠物伤害案件多以“财产损害”定性，宠物被视为“特殊财产”，赔偿仅限于市场价值、医疗费用等直接损失。但本案中，法院将投毒行为上升至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突破了“宠物=财产”的单一认定逻辑。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指出，这一判决在动物保护群体和养宠人群中引发较大关注，“它让公众看到，伴侣动物的生命权不仅关联主人情感，更与公共安全紧密相连，司法实践开始关注宠物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

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暴露的司法难题。2023年10月一审开庭时，张某华虽承认投毒行为，却辩称“犬只死亡与投毒无因果关系”；2025年宣判前，案件多次延长审限，可见司法机关对证据链完整性、罪名适用准确性的审慎态度。最终判决的落地，不仅为类似案件提供了“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的裁判路径，更传递出“生命权重不分物种，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受严惩”的司法信号。

40万索赔与拒赔：民事赔偿困局中的情感与法律博弈

相较于刑事判决的“板上钉钉”，民事赔偿的进展更显胶着。包括李依涵（化名）在内的11名受害人提出合计约40万元的赔偿请求，涵盖宠物市场价值、抢救治疗费、误工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等项目。其中，精神损害赔偿占比最高，却也面临最大争议——这正是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修订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支持”的核心分歧点。

李依涵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她的宠物犬Papi中毒时已12岁，陪伴其度过创业低谷；中毒当天，母亲遛狗后3小时便出现症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为维权，李依涵辞职投入诉讼，甚至因长期压力被诊断为抑郁症，需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它不是普通财产，是家人。”她的陈述道出了无数养宠人的共同心声。然而现行法律框架下，宠物仍被定义为“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缺乏直接法律依据，只能通过“特殊财产导致的精神损失”间接争取。代理律师王重坦言，若法院采纳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关于“因人身权利受犯罪侵犯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或有“争取空间”，但张某华已明确表示“不予赔偿”。

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受害人已将矛头指向小区物业。李依涵透露，她已另行起诉物业公司，案由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要求其就“未尽到公共区域安全管理职责”承担赔偿并公开道歉。这一诉讼的背后，是对“公共空间治理责任”的追问：若物业及时发现异常、加强巡查，是否能避免悲剧发生？该案的后续审理，或将推动物业在宠物管理、公共安全保障中的责任界定走向更清晰。

从个案到立法：宠物权益保护的进阶之路

这起案件的社会影响，早已超越“毒杀猫狗”的表象，折射出宠物经济崛起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痛点。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我国城镇犬猫数量已达1.2亿只，养宠家庭占比超23%，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宠物从“看家护院”的工具，转变为“情感陪伴者”“家庭重要成员”，其法律地位、权益保护亟待与社会现实同步。

当前，我国对宠物权益的保护主要依赖《民法典》中“物权”“侵权责任”条款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缺乏专门立法。2023年《动物保护法（草案）》虽明确“禁止虐待伴侣动物”，但对“虐待”的界定、损害赔偿标准等仍需细化。本案中，9只宠物犬和2只流浪猫的死亡，之所以能以“投放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