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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风肃纪》专项活动活动个人研讨发言材料

正风肃纪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自我革命。把时钟拨回三个月前，我所在的审批服务科平均每天受理企业群众诉求一百三十余件，窗口排队最长的一次延伸到走廊尽头。那天下午，一位外地客商因为材料缺项被退件，情绪失控，把文件夹摔在台面：“你们到底办不办事？”声音在天花板上撞出回声，也撞在我脸上。我下意识想解释“材料清单已经一次性告知”，可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客商手里攥着的那张A4纸，正是我昨天匆匆塞给他的“补充清单”，上面连公章都没盖。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作风漂浮的代价，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更是群众获得感的流失。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张皱巴巴的清单摊在桌面，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六个字：谁之过？怎么改？笔迹力透纸背，像给自己做一道“开颅手术”。我翻出半年来的退件台账，逐条比对，发现因“一次性告知”不到位导致的退件占比高达42%，其中又有七成集中在建设项目审批领域。再深挖，问题出在“告知”变“指认”——工作人员习惯口头交代，缺项靠企业“二次跑腿”补齐，既无标准文本，也无回执确认。企业来回折腾，怨气自然撒在窗口。数据不会撒谎，它用冰冷的数字提醒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遥远的名词，而是我亲手制造的“隐形壁垒”。

我给自己列了“三张清单”：第一张是“问题清单”，把42%的退件逐条拆解，细到“缺少规划意见原件”“环评批复未上传”等具体表述；第二张是“责任清单”，对应到岗位、到人头，我作为科室牵头人，负首责；第三张是“整改清单”，明确“标准文本+样表+二维码”三位一体改造路径。清单写完，我并未急着上报，而是先征求企业意见。我邀请十家不同规模的企业代表座谈，把清单投影到墙面，请他们“挑刺”。一位女企业家指着“规划意见”栏直言：“我们项目跨两个地块，规划意见要分两次出具，你们却要求一次提交，这合理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原来我们把自己图省事的标准，强加给了企业。那天会议延长到晚上九点，企业提了十七条意见，我逐条记录，回来连夜修订，把“标准文本”升级为“场景式告知”：小项目一张表，复杂项目一张图，特殊情形加“案例包”。

文本易改，习惯难移。窗口工作人员最大的顾虑是“怕担责”——担心书面告知后，企业仍办不成，责任倒查到自己头上。我意识到，只有给一线人员“松绑”，才能让他们愿意“伸手”。我牵头制定《告知承诺容错清单》，明确凡属企业书面承诺后补材料、且风险可控的，一律先办后补，责任由科室集体承担；同时建立“办件回访”机制，审批后48小时内电话回访企业，收集满意度，发现问题内部整改，不对外通报个人。容错清单出台当天，一位年轻同事悄悄告诉我：“哥，这下我敢先给批文了，晚上睡得着觉。”一句话让我明白：正风肃纪的落脚点，是让干事者放下包袱，而不是戴上镣铐。

制度落地需要技术赋能。我协调信息中心，把“场景式告知”做成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自动生成个性化材料清单，支持手机端预览、电脑端打印；同时开发“电子签”功能，企业上传材料后，系统自动比对，缺项用红框标注，并推送“补正通知”，全程留痕。系统上线第一周，建设项目审批退件率由42%降至18%，第二周降至9%，到第四周稳定在5%以内。数字背后，是群众少跑的路、少流的汗。一位建筑企业负责人在意见簿上写下：“现在办证像网购，缺啥系统告诉你，不用看脸色。”这句朴素评价，比任何锦旗都沉甸甸。

窗口效率提升后，我又把矛头对准“内部梗阻”。审批链条涉及规划、环保、消防等七个部门，过去各自受理、串联审批，企业需挨个“拜码头”。我提出“集成审批”设想，把七个部门窗口整合为“一个综合窗”，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设想一出，反对声此起彼伏：“部门利益怎么协调？”“系统对接谁出钱？”我拿着方案跑遍七个部门，用数据说话：集成后，企业递交材料减少六成，审批时间压缩一半，土地闲置成本每月减少两千万元。数字让部门领导心动，更让他们看到“共赢”可能。经过三轮磋商，我们成立“联合审批专班”，签订责任状：谁超时谁书面说明，连续两次超时由纪检约谈。机制运行三个月，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平均用时由110天压减至42天，全市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率提升27%。

效率提升并非终点，群众“获得感”才是标尺。我建立“局长陪办日”，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坐窗，全程陪同企业办事，体验流程冷暖。去年腊月二十七，一位老年夫妇来办养老机构备案，不会填表、不会扫码，急得直抹眼泪。我蹲在旁边，一句一句帮填，用了四十分钟办完。老人临走塞给我一袋自家蒸的馒头，烫手却暖心。我把这一幕拍成短视频，发到工作群，附上一句话：“我们迟一分钟，群众冷一程。”视频发出后，窗口主动提供“老年人绿色通道”服务，配备老花镜、急救箱，安排导办员全程陪同。小小举措，让“适老化”落地有声。

正风肃纪更需刀刃向内。我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