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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研讨发言材料

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围坐一堂，不谈宏大口号，只聊一件具体而微的事：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八个字落到一日三餐、四季冷暖、升学看病、婚丧嫁娶时，它到底长什么样？如果它不能回答“我明天去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工作人员能不能不甩脸色”这类问题，再漂亮的修辞都会沦为空气。过去十年，我先后在滇黔桂三省的六个县驻村，帮移民搬迁群众跑过学区划分，陪藏族阿妈去医院报销，也跟汉族木匠一起算过林下经济账。我把这些看似琐碎的碎片缝在一起，发现“共同体”不是抽象名词，而是一连串可感、可触、可验证的“小确幸”。只要其中任何一环断裂，人们就会退回“我是谁、谁跟我一伙”的原始提问。下面，我用六个故事、三组数字、四个工具箱，汇报我的所见所思，供各位批评。

一、故事一：一条“跨省”的医保结算单

2021年深秋，广西隆林县德峨镇，苗族妇女杨阿花肺部感染，需要转院到贵州兴义。过去，她得先自费垫付两万元，再回广西报销，周期三个月。那年七月，国家医保平台开通跨省门诊直接结算，但民族地区很多群众不会用。我们驻村工作队把流程拆成四张图：第一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里点“地方专区”；第二步，选“贵州”作为就医地；第三步，上传身份证和社保卡正反面；第四步，生成二维码截图保存。我把这四张图印在A4纸上，贴在德峨镇每一个村卫生室门口，再用苗语录成音频，通过“大喇叭”循环播放。十天后，杨阿花在兴义医院出院，当场报销70%，只付三千元。她回到寨子，把结算单贴在火塘边，用苗语说：“国家这张网，把我这个老婆子也兜住了。”那张淡蓝色的结算单，比任何宣讲都更能回答“共同体是什么”——它是我生病时，远方陌生人愿意替我垫钱的底气。

二、故事二：一块“多写一个字”的告示牌

云南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北门街，曾是“茶马古道”热闹路段。2022年，市政改造，要把藏、汉、纳西三种文字的街牌统一换新。最初的设计稿只有汉文和藏文，纳西族居民老和金不乐意：“我的祖先也在这里赶过马，为什么抹掉我们的字？”项目组连夜开会，决定把纳西文加上。为了对齐排版，藏文字体缩小了1.5毫米，汉文行距收紧0.5毫米，纳西文用东巴象形字，占最下方五分之一。新牌子挂上去那天，老和金拎着酥油茶到施工现场，给每个工人倒了一杯。他说：“字小一点没关系，只要让我看到，就知道这条街也有我的一格。”一块牌子，让三个民族同时感到“没吃亏”，这就是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基础：被看见、被计算、被尊重。

三、故事三：一场“推迟三天”的婚礼

2023年春节前，贵州铜仁松桃县，苗族青年龙胜军原定腊月二十八办酒。但边境务工的汉族兄弟张涛因为防疫隔离，无法到场。龙家父母坚持“人不能缺”，主动把婚礼推迟到正月初二。三天里，龙家把已经杀好的两头猪制成腊肉，张涛隔离结束赶到时，龙胜军把第一块猪后腿肉递给他：“你不到，我们不开席。”那场婚礼，苗家芦笙和汉族唢呐混吹，敬酒的顺序按苗家“牛角杯”先来，再按汉族“交杯酒”收尾。张涛回广东后，把视频发到抖音，点赞破百万。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留言是：“原来真正的‘共同体’，就是我可以为你改日子，你可以为我跨千里。”

四、三组数字：把“感觉”变成“证据”

1.语言使用频率：在滇黔桂多民族混居村，我们随机抽取1200份日常对话样本，发现当公共服务窗口提供“母语提示”后，少数民族群众办事平均时长从47分钟降到28分钟，满意度提升42%。

2.混居比例阈值：当村寨中最大民族占比低于65%、高于35%时，民族间通婚率最高，达到每百对婚姻中有22对跨民族；一旦比例跌破20%或高于80%，通婚率骤降到7%以下。

3.经济共生度：把“是否合伙买车”“是否共享冷链”“是否联合贷款”三项指标量化，发现经济共生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对“中华民族认同感”量表得分提升4.8分，远高于单纯文化展演带来的1.3分。

数字冷冰冰，却最能说服人：共同体意识不是“多跳一场锅庄”就能建立，而是要让不同民族在贷款、卖菜、孩子补课这些“真金白银”里反复确认“我不会被甩下车”。

五、四个工具箱：把“理念”翻译成“操作”

（一）“双语调解室”——让矛盾先过语言关

在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我们设立“双语调解室”，聘请退休藏族法官、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人、汉族律师各两名，实行“三种语言、同一法条”同步解释。去年一起草场纠纷，藏族牧民卓玛指认汉族商户越界放牧，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员用藏语向卓玛解释“物权法第126条”，再用汉语告诉商户“草场证四至界限”，最后用纳西语总结“互让三尺”的古老谚语。两小时达成调解，标的额120万元的草场以每年8万元租金共享使用，双方都不上诉。语言是权力的外衣，当法律穿上不同民族的“外衣”，它就长出在地的牙齿。

（二）“混班教学”——让下一代先坐同桌

广西百色市那坡县，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