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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诽谤责任认定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生活的当下，网络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从社交平台的日常分享到公共事件的舆论发酵，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始终是一对需要平衡的矛盾。网络诽谤作为其中典型的侵权形态，因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行为隐蔽性强等特点，不仅侵害受害人的名誉权，更可能破坏网络空间的信任基础。如何准确认定网络诽谤的法律责任，既关系到受害人权益的救济，也影响着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划定。本文将围绕网络诽谤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构成要件、主体范围及实践难点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和公众认知提供参考。

一、网络诽谤责任认定的法律基础

网络诽谤责任认定并非孤立的法律问题，而是依托于我国民事、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多重规定，形成了“民事侵权+刑事犯罪”的双层责任框架。这一框架既回应了网络诽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差异，也体现了法律对人格权保护的梯度化安排。

（一）民事法律中的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为网络诽谤的民事责任认定提供了核心依据。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其中“诽谤”被明确界定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针对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民法典》第1194条至1197条进一步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则：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若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定既明确了网络诽谤的民事侵权属性，也构建了“用户-平台”的责任分配机制。

（二）刑事法律中的责任依据

对于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该条款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且“情节严重”作为入罪要件。为适应网络诽谤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包括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等情形。这一规定将网络传播的量化指标与实际损害后果结合，为刑事追责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

（三）法律体系的协同逻辑

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本质上是对网络诽谤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分级评价。民事责任侧重对受害人的损害填补，只要存在诽谤行为并造成名誉损害即可主张；刑事责任则强调行为的“严重性”，旨在通过刑罚威慑遏制恶性网络诽谤。二者在法律适用上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同一网络诽谤行为可能同时触发民事赔偿与刑事追责，受害人既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也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种协同机制既保障了受害人的多元救济途径，也维护了法律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整体调控。

二、网络诽谤责任认定的构成要件

责任认定的核心在于对行为构成要件的准确把握。网络诽谤作为诽谤行为的特殊形态，其构成要件既遵循传统诽谤的一般逻辑，又因网络环境的特性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一）行为要件：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

“捏造事实”与“散布事实”是诽谤行为的两个核心环节，二者缺一不可。在网络环境中，“捏造事实”不仅包括完全虚构不存在的信息（如编造他人违法犯罪的“黑料”），还包括对真实信息的歪曲、篡改（如截取聊天记录断章取义）。例如，某网民将他人正常的商业合作截图配以“收受贿赂”的文字说明发布，即属于典型的“捏造”。“散布”则表现为通过发帖、转发、评论、私信等方式将虚假信息传播至不特定或多数人。与传统口耳相传不同，网络散布具有“裂变式传播”的特点：一条诽谤信息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转发数万次，覆盖地域从本地扩展至全国甚至全球。需要注意的是，若行为人仅“捏造”未“散布”（如仅将虚假信息保存在自己电脑中），或仅“散布”未“捏造”（如转发他人已捏造的虚假信息但不知其虚假），则不构成完整的诽谤行为。

（二）损害后果：名誉权受损的客观表现

诽谤行为的损害后果体现为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在网络环境中，这种损害既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如亲友误解、工作机会丧失），也包括网络空间中的负面评价（如社交账号被攻击、网络社群中的污名化标签）。例如，某医生被网络诽谤“收红包”后，不仅被医院暂停职务调查，其个人社交账号下出现大量辱骂评论，甚至有患者取消预约，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