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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海商法修改中的船员权益保护问题——基于国际劳工公约的本土化

摘要

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航运体系并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船员作为国际贸易与航运事业的核心人力资源，其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为海商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然而，我国现行《海商法》中关于船员的规定较为原则与简略，大量具体的劳动保障规范散见于层级较低的行政法规与规章之中，已难以完全适应国际航运实践的复杂性，亦与我国已批准的《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MLC,2006）等国际劳工公约所确立的综合性、高标准保护体系存在差距。当前，我国《海商法》的全面修订工作正在进行，这为系统性地完善船员权益保护制度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海商法》修改中的船员权益保护问题，以国际劳工公约，特别是MLC,2006的本土化为核心视角，为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切合我国国情的船员法律保护框架提供理论依据与立法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体系解释法，首先对我国现行船员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二元结构”及其不足进行剖析，其次将MLC,2006的核心制度与我国法律进行细致比对，以识别关键制度差距。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船员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包括：法律规范层级不高，核心权利保障缺乏《海商法》的直接支撑；船员遣返权、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存在制度障碍；以及在应对船东遗弃、欠薪、伤亡赔付等风险时，缺乏有效的船东履约财务担保机制。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海商法》的修订应当将MLC,2006的核心原则与关键制度予以系统性地吸收与转化，实现船员权益保护法律保障的升级。具体而言，应在《海商法》中构建一个内容更为详实、体系更为完备的“船员”专章，将船员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遣返权的绝对保障以及与船员相关的伤亡赔偿责任等核心内容，从行政法规提升至基本法律层面。最为关键的是，应借鉴MLC,2006的强制性要求，在《海商法》中明确建立船东须为遣返费用、船员伤亡及被遗弃等提供财务担保（如保险或等效保证）的制度。这一研究对于推动我国海商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的接轨、提升我国船员的职业保障水平、增强悬挂中国旗船舶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完善涉船员纠纷的司法救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海商法修改；船员权益；国际劳工公约；《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本土化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大背景下，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际贸易量由海运完成，航运业构成了全球供应链的生命线。在这条川流不息的蓝色动脉中，数以百万计的船员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他们常年与陆地和家庭分离，在变幻莫测的海洋环境中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为全球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海运大国，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员队伍。因此，如何依法保障这一特殊劳动群体的合法权益，不仅直接关系到船员个人的职业尊严与家庭福祉，更深刻影响到我国航运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海运安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然而，目前关于船员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航运实践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劳工标准方面，已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我国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其第四章“船员”虽然对船员劳动合同、船长职责、工资报酬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条文简略，体系尚不完备。更多、更具体的船员权益保障规定，如船员的招募、培训、工作时间、休息、遣返、社会保险等，则散布于《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船员条例》等层级较低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这种“《海商法》原则性规定+行政法规具体规范”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导致船员权益保护的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另一方面，也使得法律适用上存在《海商法》作为特别法与《劳动法》等一般法之间的协调难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于2015年正式批准并实施被誉为“海上劳动宪章”的《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MLC,2006），我国现行国内法与该公约所确立的全面、细致的船员权益保护标准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凸显。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在《海商法》的全面修订中，有效解决船员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冲突、填补制度空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海商法》修改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吸收与转化国际劳工公约，特别是MLC,2006的核心精神与制度，以期构建一个体系科学、保障有力的船员权益保护法律框架。本研究将致力于厘清船员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海商法》中的定位，剖析现行法律体系在船员权益保护方面的核心缺陷，并结合MLC,2006的强制性要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完善建议。其目的不仅在于理论层面探讨国际公约的本土化路径，丰富海商法与劳动法的交叉学科研究，更在于实践层面，为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和具体的制度方案。此举的意义深远，它关乎能否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数百万船员的法律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