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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环境保护协定制度的构建：现状、挑战与路径选择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大气污染问题首当其冲，大量的工业废气排放、机动车尾气以及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物，使得雾霾天气频繁出现。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23年该地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仅为60%左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达30余天，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浓度长期超标，严重影响居民的呼吸系统健康，增加了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水环境污染同样形势严峻，我国七大水系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如淮河，由于沿线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40%以上的监测断面水质为劣V类，丧失了基本的水体功能，无法作为饮用水源，也对周边的农业灌溉和渔业养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导致农作物减产、水产品质量下降，渔民收入锐减。

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且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生产力下降，沙尘暴频发，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导致部分居民被迫迁移。水土流失面积达294.91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被剥去1厘米厚的肥沃表土，大量肥沃土壤的流失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导致河流湖泊淤积，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

传统的环境法律法规主要依赖命令控制型手段，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要求企业遵守，对违反者进行严厉处罚。这种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作用，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它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不同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不相同，统一的环境标准和法规难以兼顾各地实际情况。例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企业可能因难以承担严格的环保要求而面临生存困境，导致产业发展受阻，经济增长放缓；而在环境敏感地区，一些标准可能又不足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命令控制型手段容易引发企业的抵触情绪，企业往往将环保视为一种负担，而非自身的社会责任，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采取敷衍了事、偷排漏排等行为，降低了环境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环境保护协定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必要性和意义。环境保护协定制度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环境保护的共识和承诺，共同参与环境保护行动。这种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环境保护的合力。对于政府而言，它可以借助企业和社会的力量，更好地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提高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参与协定的制定和实施，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环境责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竞争力；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环境保护协定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增强了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促进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和支持。通过环境保护协定制度，各方可以共同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环境保护协定制度的研究与实践开展得相对较早，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深入探讨了环境保护协定的法律性质、效力、签订与履行机制等问题。例如，日本学者原田尚彦在其著作《环境法》中对公害防止协定（类似于我国所探讨的环境保护协定）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其是一种重要的公害防止行政手段，与法律和条例并列，在日本的公害控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实践方面，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的成功案例。日本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实施公害防止协定制度，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签订协定，明确企业在污染防治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控制了公害的发生。欧盟也广泛运用环境协议制度，在区域环境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环境协议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废物管理等，通过设定具体的环境目标和行动计划，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国内对于环境保护协定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环境保护协定制度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基本原则以及具体内容设计等方面。蔡守秋和郭红欣指出环境保护协定制度是一种新兴的强调当事人自愿意志的环境法律制度，具有民事契约和行政合同的双重性质，在我国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萌芽。常纪文对环境保护合同的概念、分类以及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