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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29岁陌生女子凶手精神鉴定无病

一、无差别杀戮：当“不想活了”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借口

2025年1月5日晚，浙江义乌一家公司内，29岁的杨女士刚入职不到一个月。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开门迎接的不是访客，而是一场致命的无差别杀戮——23岁的陆某裕手持双刀，在9分钟内疯狂砍向她的背部、头部和颈部，最致命的一刀切断了她的颈动脉；同事上前阻拦，同样被捅成重伤。更令人窒息的是，行凶后，陆某裕走进电梯，竟戴上耳机悠然听歌，仿佛刚刚只是完成了一次无关紧要的日常。

这场悲剧的荒诞性，在于凶手与受害者“无冤无仇”。陆某裕被捕后在笔录中坦言：“我不想活了，想找人抵命。”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甚至没有任何前因铺垫，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凶手“不想活”的极端情绪被轻易剥夺。这种“随机选择目标、肆意剥夺生命”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公然挑衅。它打破了普通人对“安全空间”的基本认知——当公司、电梯这些日常场所都可能成为无差别杀戮的现场，公众的安全感将遭受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是，陆某裕并非初犯。参考其前科记录，他未成年时曾入狱9个月，2021年因犯罪被判刑三年，2024年11月底才刑满释放。出狱仅一个多月，他便再次制造血案。这意味着，他的“不想活了”并非偶然的情绪崩溃，而是长期反社会人格的极端外化。这种将个人绝望转化为他人灾难的行为逻辑，若不被法律以最严厉的方式否定，极可能成为潜在危险分子的“效仿模板”。

二、精神鉴定之辨：两次无病结论下的司法公正拷问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精神鉴定”成为关键争议点。陆某裕被捕初期，以“有精神病”为由申请鉴定，导致案件审理被拖延近一年。期间，司法机关先后在7月和10月进行了两次精神鉴定，第二次由检察院主导，最终结论均为：陆某裕涉案时无精神病，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结果之所以引发关注，源于公众对“精神病脱罪”的普遍警惕。现实中，确有极少数犯罪者试图通过伪造精神疾病逃避刑罚，导致“精神病”一度成为舆论场中的敏感词。但在本案中，两次鉴定均由权威机构完成，结论明确，程序透明，充分体现了司法对科学鉴定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陆某裕作案时的行为特征——精准选择作案时间、携带双刀、行凶后冷静逃离并听歌——恰恰符合“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逻辑：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认知，对后果有明确预判，甚至在实施犯罪后仍能保持情绪稳定。这种“冷静的残忍”，与精神疾病患者常见的“失控性、无目的性”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精神鉴定的最终结论，不仅为案件定性提供了科学依据，更回应了公众对“司法是否纵容恶性犯罪”的质疑。它证明，法律不会被“装病”者利用，也不会因舆论压力偏离专业判断。这既是对受害者家属的告慰，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三、累犯再犯之痛：前科记录背后的社会治理漏洞

陆某裕的累犯身份，是本案另一个刺痛社会的关键点。从“未成年入狱9个月”到“2021年判刑三年”，再到“2024年11月出狱后一个月作案”，其犯罪轨迹呈现出“犯罪年龄早、间隔时间短、恶性程度升级”的特征。这不禁让人追问：为何一个有多次犯罪记录的人，在刑满释放后短时间内再次危害社会？

刑释人员的再犯罪问题，本质上是社会治理的综合反映。一方面，部分刑释人员因长期脱离社会，缺乏就业技能和心理支持，容易陷入“犯罪—服刑—再犯罪”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对重点人员的动态监管存在漏洞。陆某裕2024年11月出狱，2025年1月作案，间隔仅两个月，若监管措施到位，其异常行为或许能被提前察觉。此外，社会对刑释人员的歧视也加剧了其融入困难——用人单位可能因前科拒绝录用，社区可能因担忧风险疏于帮扶，最终将部分人推向再次犯罪的边缘。

本案中，陆某裕的“再犯”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它警示我们：刑罚不是治理犯罪的终点，如何通过教育矫正、心理干预、社会支持帮助刑释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才是减少再犯罪的关键。否则，每一次“轻放”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悲剧的伏笔。

四、正义的等待：从案发到开庭的一年里家属的血泪煎熬

对受害者家属而言，这近一年的等待是一场漫长的“精神凌迟”。姐姐李女士在采访中数次哽咽：“妹妹刚上班不到一个月，和他无冤无仇，他想死就早点下去，凭什么拉上我妹妹？”她反复翻看案发现场的监控，回忆妹妹被砍倒的画面；她无数次追问“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却只能在“案件审理需要程序”的答复中继续煎熬。

这种“等待之痛”，源于情感与程序的冲突。从法律层面看，精神鉴定、证据核实等程序是确保公平的必要环节；但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每一次拖延都是对伤口的反复撕扯。李女士的话道出了所有受害者家属的心声：“案情很简单，就是故意杀人，为什么不能快点还妹妹公道？”

这提醒我们，司法程序的“严谨性”与“效率性”需要更好平衡。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恶性案件，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缩短审理周期，减少受害者家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