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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个人发言材料三篇

第一篇

我出生在川北一个小镇，三面环山，一江穿城。童年记忆里，父亲总在凌晨四点起床，把昨夜浸好的黄豆倒进石磨，手腕一圈圈发力，磨盘发出低沉的“咯吱”声，像大地在吞咽星光。母亲蹲在灶前，把第一桶豆浆倒进铁锅，火苗舔着锅底，她额头的汗珠被映成金色。我蜷在门槛上，看蒸汽升腾，像一条不肯散去的白龙。那一刻，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所谓生活，就是要把硬邦邦的豆子变成柔顺的浆液，再让浆液在卤水点化下凝固成可以托在掌心的豆腐。它得先被磨碎、被煮沸、被挤压，才能换来一口值得回味的鲜嫩。

后来我离开小镇，到成都念大学。宿舍夜里十一点熄灯，我躲在阳台，借着路灯给高中同学写信。信里没有霓虹与酒吧，只有一句：“如果能把磨豆腐的耐心用来磨自己，我们迟早也会成型。”写完折成纸飞机，从四楼轻轻放飞，看它掠过紫荆花，坠入黑暗。那截机翼被风刮得翻卷，却固执地向前，像我当年揣着两百块路费，挤上绿皮火车的模样。

工作第一年，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做分析师。老板丢给我一份两G的原始数据：某县域近十年财政收支、人口流动、产业变迁。要求三天内给出“可落地”的产业规划。我连夜把数据拆成三十张表，先跑趋势，再做聚类，最后拿Python画空间热力图。熬到第二天凌晨，屏幕上的色块像烫伤的枫叶，红得发暗。我却卡在最后一步：无论怎么调整参数，模型都提示“缺乏显著性”。我沮丧地走到楼下，7-11的灯比月亮还亮。冰柜里一排排豆腐盒，整齐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我买了一盒，坐在台阶上用塑料勺挖着吃。豆香淡淡，却把我瞬间拉回小镇的灶屋。我突然意识到：数据再厚，也只是一缸豆浆，若找不到那滴“卤水”，它永远成不了型。而卤水的本质，是“人”——人的欲望、人的恐惧、人的骄傲。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把原本冷冰冰的变量全部换成“人”的尺度：外出青年春节平均停留天数、留守儿童给爸妈打电话的频次、老街上麻将馆下午四点的上座率。当“母亲是否愿意回乡陪读”成为0-1变量后，模型瞬间收敛，显著性通过。那一刻，我摸着键盘，像摸到一块刚出锅的豆腐，微微发烫，却足够坚韧。

再后来，我回到县城，参与乡村振兴项目。政府想引进光伏企业，村民担心“辐射”，谈判陷入僵局。我提议先办一场“豆腐宴”：把全镇磨豆腐的好手聚在一起，现场磨浆、点卤、压制，让企业家和村民一起动手。锅里腾起的蒸汽遮住了PPT上的柱状图，却拉近了人与人的脸。一位老支书把刚压好的豆腐递给光伏老总，说：“你尝尝，我们这儿的水做的，没半点假。”老总咬了一口，点头说：“有股回甘。”三天后，项目签约，附加条款里多了一条：企业出资重建镇小学屋顶，全部装上光伏板，发电收益设立“豆腐奖学金”，专补留守儿童学费。

有人问我，你学的是经济，怎么总绕不开豆腐？我想了想，回答：豆腐的“豆”是种子，象征可能；“腐”是发酵，代表转化。一个人、一个县、一个时代，都要先承认自己的柔软，才能在被挤压的过程里获得形状。经济模型再复杂，也无非是把“人”放进时间与空间的卤水，等待凝固。

如今我出差各地，行李里仍带一块纱布、一小包盐卤。夜里在酒店，把当地黄豆泡上，第二天清晨借咖啡机打浆，用浴室电水壶煮沸，找个塑料盒压型。两小时后，一块略显笨拙的豆腐出炉。我切下一小块，蘸酱油，站在落地窗前看城市苏醒。那一刻，我明白：所谓成长，不是把自己磨成别人想要的样子，而是守住内心那团热气，让它在陌生的厨房也能结成自己的形状。

第二篇

我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是个姓沈的女老师，个子瘦小，却能把最调皮的男生拎到讲台旁“面壁”。她上课有个习惯：讲到关键处，突然停下来，把粉笔掰成两截，一截夹在耳后，另一截在黑板轻轻划一道，像给知识开一道缝。她说：“你们别急着抄，先让风吹进去。”那时我成绩平平，坐在最后一排，风从窗缝灌进来，带着梧桐毛絮，我打了个喷嚏，沈老师回头，目光穿过七八颗脑袋，落在我脸上。她没说话，只把耳后的粉笔取下，在黑板上添了一个问号，然后继续讲课。那个问号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埋了二十多年。

初中我转到市里，第一次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47分。父亲开完家长会，没骂我，只把我带到河边。夜色里，他掏出一支手电筒，照向水面，光柱被波纹切成碎片。他说：“你看，光碎了，可光还是光。分数只是水纹，别把自己也弄碎。”说完把电筒递给我，让我照给他看。我握着手柄，忽然觉得重量来自“被信任”。那之后，我每天四点起床，把初一到初三的数学课本摊在乒乓球台上，逐题推导。冬天晨雾浓，纸页受潮，我撕下作业本最后一页白纸，垫在公式下吸水。三个月后，期末数学卷最后一道大题，全班只有我做对。老师在讲台上念我名字，我抬头，仿佛又看见沈老师耳后的粉笔，它穿过时间，在黑板上划出一道缝，风灌进来，我听见“呼”的一声——那是自己心里的门被推开。

高考前夜，我发高烧，校医室量体温39℃。班主任给我两片退烧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