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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罗大美”遇害案二审维持原判

一、血色迷局：一场精心策划的劫杀悲剧

2023年7月，百万粉丝的反串网红“罗大美”（本名尚某锋）在一条“外出躲躲”的朋友圈后彻底失联。这个曾以女装扮相表演戏曲、用幽默感染无数网友的年轻人，就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的遗体在河南南召县一处红薯窖中被发现——生前遭捆绑、胁迫转账200余万元，最终被勒颈、割喉杀害。

这场悲剧的细节令人窒息。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余金生早有预谋：2023年7月初，他指使杨恒多次约见罗大美未果；7月5日晚，杨恒通过微信将罗大美诱骗至余金生住处后离开；余金生随即用暴力手段捆绑控制罗大美，伙同同居女友沙玉姣将其转移至偏僻民房，以威胁、恐吓逼迫其向沙玉姣账户转账200余万元；7月7日凌晨，余金生趁与罗大美独处之机，用衣服勒颈、短刀割喉将其杀害，并掩埋尸体。更令人发指的是，余金生用罗大美的手机向其家人发送“撞人躲债”的虚假信息，掩盖罪行长达月余，直至8月28日家人才察觉异常报警。此时，余金生已携赃款潜逃缅甸豪赌，大部分赃款挥霍一空。

从诱骗到控制，从抢劫到灭口，这是一场环环相扣的恶性犯罪。罗大美作为反串艺人，因职业特性在社交平台展现的“柔弱”形象，竟成了凶手眼中的“可欺”标签。但现实中的他，是出身河南农村、十几岁打工贴补家用的“顶梁柱”，是舞台下为家人遮风挡雨的男子汉。凶手的残忍，不仅在于剥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更在于将罗大美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责任，彻底碾碎在贪婪的欲望中。

二、司法博弈：一审到二审的罪与罚之争

2025年10月24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余金生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沙玉姣因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杨恒因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这一判决既回应了公众对“严惩凶手”的期待，也引发了新的争议——三被告人均提出上诉，家属则认为对杨恒量刑过轻。

余金生的上诉理由是“定罪不当、量刑过重”，甚至辩称200余万元转账是罗大美“自愿赠与”；沙玉姣称自己“被余金生操控”，是“不敢反抗的影子”；杨恒则否认参与预谋，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这些翻供言论，在二审中被法院逐一驳斥。河南高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余金生主动提起犯意、准备工具、指挥实施抢劫并杀人灭口，主观恶性极深；沙玉姣参与预谋、看管被害人、提供收款账户、毁灭罪证，行为积极主动；杨恒虽未参与后续抢劫分赃，但事前参与预谋并诱骗被害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虽小但不可忽视。最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余金生死刑。

这场司法博弈的核心，是对“共同犯罪中主从犯认定”“恶性犯罪量刑标准”的法律实践。余金生作为绝对主犯，其“自愿赠与”的辩解在转账时的胁迫证据、被害人通讯记录等铁证面前不攻自破；沙玉姣“被操控”的说法，与她全程参与看管、收款、灭迹的行为矛盾；杨恒虽未直接实施暴力，但作为“诱骗者”，其行为是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法院的判决既坚持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体现了对恶性犯罪“零容忍”的司法态度。

三、家属之痛：从追凶到求偿的艰难跋涉

自罗大美失联起，其家属便陷入了漫长的煎熬。妹妹小尚曾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揭露真相，却因“做了美甲”遭遇网暴——部分网友质疑“遇害者家属不该打扮”，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小尚无奈回应：“哥哥出事以来，我因压抑出现撕手皮的强迫行为，贴甲片是为了控制自己。”这种“受害者家属必须‘完美’”的舆论绑架，折射出部分公众对创伤心理的无知。

一审期间，家属本寄希望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因三名被告人“当庭翻供、态度恶劣”，最终撤回民事诉求。他们并非放弃赔偿，而是无法接受凶手“一边否认罪行，一边谈赔偿”的虚伪。二审维持原判后，小尚表示“心情复杂，但尊重结果”，并希望“尽快让哥哥入土为安”。这简单的诉求背后，是两年多来的奔波取证、出庭质证、应对舆论的身心俱疲。

更令家属难以释怀的是对杨恒的量刑争议。他们认为，杨恒作为“诱骗者”，是犯罪启动的关键角色，应认定为主犯而非从犯。尽管申请抗诉未获支持，但法院在二审中重申了“从犯”的认定依据：杨恒未参与后续抢劫、分赃，作用相对较小。这一争议提醒我们：法律对共同犯罪的责任划分，既要考虑行为在犯罪链条中的“启动性”，也要考量对犯罪结果的“直接作用”。家属的质疑并非无理取闹，而是对“罪责刑更精准匹配”的朴素期待，这种期待本身也是推动司法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社会之思：流量时代的安全与包容之问

罗大美遇害案的社会关注度，与其“网红”身份密不可分。作为反串艺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以独特的表演风格积累了百万粉丝，也因此成为凶手眼中的“高收入目标”。这暴露了流量时代的一个隐忧：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财产安全，亟待更完善的制度屏障。罗大美在转账时是否有机会求助？社交平台能否对异常转账行为预警？这些问题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