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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团联、议员团接连请求访华

一、冰封期下的紧急止损：日本政商团体的主动求变

2025年11月至12月，东京与北京之间的外交互动呈现出微妙的张力。一边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因涉台错误言论持续推高中日关系风险，另一边则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与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接连向中方抛出访华请求——前者希望2026年1月率经济代表团赴京，后者急于在年内促成议员团交流。这场发生在政治寒冬中的“求访潮”，本质上是日本政商界在利益受损压力下的紧急止损行动。

经团联的动向尤为值得关注。作为日本经济的“操盘手”，这个由三菱、三井、住友等核心财阀支撑的团体，其会员企业覆盖制造业、金融业、高端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贡献着日本全国GDP的半数以上。11月28日，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曾任日本第二大保险公司董事长，财阀利益的直接代表）专程拜会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明确传递出“勿因高市政府错误行径动摇中日经贸大局”的核心诉求。这一举动并非偶然——自高市内阁上台以来，其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表态已导致中日政治互信降至冰点，双边贸易额连续三个月环比下滑，部分日企在华供应链出现波动。对经团联而言，保住每年超300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额、维护在华超1.4万家日企的利益，远比追随激进政治表态更现实。

几乎同一时间，“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也展开行动。12月1日，该联盟事务局长小渊优子率资深议员会见吴江浩，反复强调“议员交流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并提出年内派团访华的请求。这个成立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跨党派组织，长期扮演着中日政治沟通“缓冲带”的角色。但自10月底高市内阁上台后，其内部压力骤增：一方面要回应中方对日本政府错误言论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需平衡党内亲华与亲美派系的分歧。此次主动求访，既是试图通过“民间外交”弥补官方渠道的断裂，也是为避免自身在中日关系恶化中被边缘化。

二、利益与立场的撕裂：日本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困境

日本政商团体的密集求访，暴露出后安倍时代日本政治与经济的深层撕裂。高市早苗政府为迎合国内右翼势力及美国“印太战略”，在涉台问题上不断突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甚至公开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经济界却在用脚投票——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数据，2025年前10个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8.7%，中国仍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这种“政治对抗、经济依赖”的矛盾，在经团联与政府的“隔空博弈”中尤为明显。

从历史脉络看，日本经济界向来是中日关系的“稳定器”。自1975年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三大团体启动例行访华机制以来，43次交流从未中断，曾在1989年、2012年等中日关系低谷期发挥过“破冰”作用。2017年三大团体以250人规模访华时，索尼、丰田等企业高管明确表示“中国市场是创新合作的关键”。但此次经团联的请求却多了几分“无奈”——与以往主动寻求合作机遇不同，此次访华更像是“救火式”行动：他们担忧高市政府的激进政策会触发中方反制，导致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实质性损失；更焦虑中国产业链升级可能加速日企被替代，如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本土企业已对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形成挑战。

然而，日本政治与经济的撕裂并未因求访而弥合。就在经团联与议员联盟频繁“求和解”时，日本政府的小动作仍在继续：12月2日深夜，曾多次非法闯入钓鱼岛领海的“瑞宝丸”号渔船再次挑衅，被中国海警依法驱离；12月5日，高市内阁通过2026年度防卫预算案，其中针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预算同比增加15%。这种“一边求缓和、一边搞对抗”的虚伪操作，彻底暴露了部分日本政客“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投机心态。正如日媒《朝日新闻》评论：“经团联的访华请求更像一张‘缓期执行’的申请书，而政府的行为却在加速中日关系的‘死刑’。”

三、中方的底线与回应：从克制到反制的逻辑链条

面对日方的密集求访，中方始终保持着战略定力。在12月2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明确表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容动摇，任何试图通过‘民间交流’掩盖官方错误的行为，都不可能得到中方认可。”这一表态背后，是中方对中日关系本质的清醒认知——经贸合作的“压舱石”功能，从来都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之上；若政治基础被破坏，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将无从谈起。

事实上，中方的反制已悄然展开。据知情人士透露，自高市政府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方已暂停部分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对日本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等领域的进口审查周期延长；部分地方政府与日企的合作项目也进入“观望期”。这些措施虽未公开，但已让日本经济界感受到切肤之痛——某日系汽车零部件企业高管在内部会议上坦言：“如果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我们在华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下降3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立场正得到越来越多日本有识之士的认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