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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学的当代道德实践：公民道德建设

引言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精神世界的需求形成了鲜明对照。当人们讨论“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陌生人求助是否可信”等问题时，本质上是在追问：现代社会的道德根基该如何筑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仁”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其“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等理念，早已融入民族的道德基因。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家庭伦理，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理想，“仁”学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套可操作的道德实践体系。在公民道德建设成为社会发展重要课题的当下，重新挖掘“仁”学的当代价值，探索其与现代道德规范的衔接路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

一、儒家“仁”学的核心内涵与道德基因

（一）“仁”的本质：从“爱人”到“成己成人”的道德自觉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其最朴素的定义来自孔子对樊迟的回答：“爱人。”（《论语·颜渊》）这种“爱人”并非抽象的情感表达，而是具体的道德实践。它既包含对亲人的“亲亲”之爱，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强调从家庭血缘关系中培养爱的能力；也延伸至对他人的关怀，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求将爱的范围从熟人扩展到陌生人。孟子进一步将“仁”的内在根源归结为“恻隐之心”，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指出“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这种本能需要通过后天的修养来唤醒和强化。

从实践路径看，“仁”不仅是“爱他人”，更是“成己”与“成人”的统一。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个体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帮助他人实现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则从反向约束行为，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忠恕之道”既是个人修养的准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逻辑，构成了“仁”学道德实践的方法论基础。

（二）“仁”的实践场域：从个体到社会的道德网络

儒家“仁”学的实践并非局限于个人修养，而是通过不同社会关系的延伸，构建起多层次的道德网络。在家庭层面，“仁”表现为“孝”与“悌”，通过赡养父母、关爱兄弟姐妹，培养责任意识和情感联结；在社会层面，“仁”表现为“信”与“义”，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强调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在国家层面，“仁”表现为“惠民”与“德治”，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求统治者以仁德治国。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结构，将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整体秩序紧密结合，形成了“仁”学实践的完整链条。

更重要的是，“仁”学打破了“私德”与“公德”的绝对界限。传统观念中，“私德”侧重家庭伦理，“公德”侧重公共领域行为，但“仁”学通过“推己及人”的逻辑，将家庭中培养的爱的能力转化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例如，一个懂得孝顺父母的人，更可能在公共场合尊重他人；一个关爱兄弟姐妹的人，更可能主动参与社区互助。这种道德情感的迁移，为现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情感连接的桥梁。

二、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诉求与理论空白

（一）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挑战：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冲击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社会正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在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约束主要依靠宗族规范、乡约民规和舆论压力，人们因长期稳定的交往形成了“知根知底”的信任关系；而在陌生人社会中，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呈现“短暂性”“非重复性”特征，传统道德约束机制逐渐弱化。例如，在社区中，邻居可能多年互不相识；在网络空间里，虚拟身份掩盖了真实人格。这种变化导致部分人产生“道德冷漠”：对他人困境漠不关心，对公共规则视若无睹，甚至为追求利益不惜突破道德底线。

同时，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也对道德建设提出了挑战。市场竞争强调效率与利益，但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可能导致“利己主义”膨胀。例如，某些商家为降低成本以次充好，某些个体为获取关注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他人权益，更破坏了社会信任。此时，如何在保障市场活力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二）现有道德规范的局限性：传统资源与现代需求的衔接困境

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已形成相对系统的规范体系，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四德”建设框架。这些规范立足现代社会需求，为道德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部分规范过于抽象，缺乏情感共鸣。例如“友善”是重要的道德要求，但如何让“友善”从口号转化为日常行为，需要具体的实践路径；其二，传统道德资源的转化不足。现有规范更多强调现代价值，但对传统文化中“仁”“义”“礼”等概念的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