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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业务和阴阳合同

虚构业务与阴阳合同作为经济活动中两种常见的违规操作，常常交织出现，成为规避法律监管、损害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虚构业务是指通过编造不存在的交易背景、伪造商业流程等方式，制造虚假经济活动表象的行为；而阴阳合同则是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内容不同的合同，其中对外的“阳合同”用于应付监管或备案，对内的“阴合同”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依据。这两种行为往往以逃避税收、掩盖非法所得、规避监管等为目的，不仅破坏市场秩序，更直接触犯法律法规，近年来已成为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

虚构业务的运作模式与表现形式

虚构业务的本质是通过系统性造假构建“无中生有”的交易闭环，其操作手法具有高度隐蔽性和专业性。在实践中，这类行为常表现为三种典型模式：一是伪造完整的交易链条，包括虚构上下游企业、伪造购销合同、开具虚假发票、制造资金流水等，使虚假业务在形式上符合商业逻辑；二是利用关联企业进行循环交易，通过多家关联公司之间的虚假转账、货物空转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或成本；三是编造服务类业务，如虚构咨询服务、技术开发等无形交易，由于缺乏实物交割环节，这类造假更难被核查。

在行业分布上，虚构业务呈现出明显的领域特征。影视文娱行业中，部分公司通过虚构“天价剧本”“特效制作费”等名目，将实际片酬拆分至虚假业务中，配合阴阳合同实现逃税；建筑工程领域则常见通过虚构工程量、虚报材料价格等方式套取资金；而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通过虚构贸易背景骗取银行贷款，或利用虚假业务进行非法集资。这些行为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更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虚构业务的识别难度往往随着技术手段升级而增加。部分企业利用区块链、跨境支付等新型工具转移资金，通过离岸公司搭建复杂交易架构，使虚假业务的资金流向难以追踪。更有甚者，通过伪造物流单据、仓储记录、验收文件等全套凭证，形成“证据链闭环”，给监管部门的调查取证带来极大挑战。

阴阳合同的法律构造与实践样态

阴阳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欺诈形式，其法律构造呈现出“形式合规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双重特征。从合同关系来看，“阳合同”通常具备完整的形式要件，如双方签字盖章、备案登记等，但其内容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掩盖“阴合同”的存在；“阴合同”则记载了真实的交易价格、权利义务等核心条款，是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这种“双合同”架构使得当事人能够通过对外公开的“阳合同”规避监管，同时依据“阴合同”实现真实交易目的。

在实践中，阴阳合同已渗透到多个经济领域，形成各具行业特点的操作模式。在房地产交易中，买卖双方常签订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阳合同”以低于实际成交价的金额进行备案，降低税费支出；“阴合同”则约定真实交易价格，并通过补充协议、私下转账等方式履行。这种操作不仅导致国家契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流失，还可能因价格条款争议引发民事纠纷。某房地产公司与购房者李某的纠纷即为典型案例：双方实际交易总价347352元，却签订306342元的备案合同，并将41010元以“不计入合同全款”的名义单独收取，最终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阴阳合同，驳回了购房者要求返还“额外款项”的诉讼请求。

影视行业的阴阳合同则呈现出更复杂的利益分配形态。部分明星与制片方签订“大小合同”，阳合同约定较低片酬用于税务申报，阴合同则通过“服务费”“投资收益”等名义支付剩余报酬。2021年曝光的某明星偷税案中，当事人通过阴阳合同隐匿收入1.91亿元，最终被追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2.99亿元。此类行为不仅违反税收法规，更破坏了行业薪酬体系，加剧了市场不公平竞争。

金融领域的阴阳合同则多与融资成本相关。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与借款人签订两份利率不同的合同，阳合同约定符合监管要求的低利率，阴合同则通过“服务费”“保证金”等形式收取高息，实际年化利率远超法定上限。这种“明股实债”“明低实高”的操作，不仅规避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规定，还可能因合同无效导致借贷双方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障。

法律定性与司法认定标准

从法律层面看，虚构业务与阴阳合同的性质认定需结合行为目的、表现形式及社会危害综合判断。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这一条款为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提供了基本原则：“阳合同”因属于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阴合同”的效力则需根据其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行判断。

在税收征管领域，虚构业务与阴阳合同的法律后果更为严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明确将“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列为偷税行为，可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则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构成逃税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