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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称赞中国国家规划

一、全球动荡中的”稳定锚”：中国国家规划的时代价值

2025年的世界，在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复苏乏力的多重挑战中颠簸前行。当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碎片化风险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却呈现出罕见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正是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在2026环球时报年会上重点提及的”稳定力量”。在”前瞻型国家，’可预期’对世界有多重要”的主题讨论中，这位曾长期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官员用一组关键数据勾勒出中国的特殊地位：5%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支撑着14亿人的民生改善，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超过60%的太阳能、风能、水电、电动车、电池、地铁和高铁产能，让中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形成绝对主导优势；几乎所有国家都将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的现实，则在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的背景下，构筑起连接各国的”稳定桥梁”。

这种”稳定力量”的形成绝非偶然。在索尔海姆看来，其核心支撑正是中国独特的国家规划制定过程。当许多国家因短期政治周期陷入政策摇摆时，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的”强政府引领+活跃市场驱动”模式，为发展注入了难得的战略定力。政府通过五年规划、中长期发展纲要等制度安排，明确发展方向、设定核心目标；市场则以其灵敏的资源配置能力，将战略蓝图转化为具体产业实践，在规模化落实中激发创新活力。这种”双轮驱动”的规划机制，既避免了纯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又规避了单一行政指令的僵化性，形成了独有的”中国规划智慧”。

二、规划逻辑的底层密码：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共生

要理解中国国家规划的独特性，需深入其运行机制的核心——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共生关系。从”六五”计划首次引入”市场调节”概念，到”十四五”规划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种关系经历了40余年的实践打磨，已形成成熟的运作范式。

政府的”有为”体现在战略引领与制度供给上。以”双碳”目标为例，从2020年提出”3060”目标，到2023年出台《碳达峰行动方案》，再到”十五五”规划中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具体部署，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明确了”先立后破”的转型路径。这种清晰的政策导向，为企业投资指明了方向——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同比增长28%，其中光伏产业链投资规模突破8000亿元，正是市场主体对政策预期的积极响应。

市场的”有效”则体现在创新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府设定了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30%的目标后，市场迅速涌现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全球领军企业。2025年1-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125万辆，同比增长78%，不仅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更推动全球电动车渗透率从2020年的4%提升至2025年的22%。这种”目标引领-市场响应-创新突破”的闭环，让规划从”纸面蓝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种协同机制的价值，在2025年的全球经济波动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当部分国家因政策反复导致供应链紊乱时，中国依托”十四五”规划中对产业链强链补链的部署，提前布局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提升至31.2%，其中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40%。这种”规划预见力”带来的发展韧性，正是索尔海姆所称”稳定力量”的经济基础。

三、绿色转型的全球样本：规划视野下的发展范式革新

在索尔海姆的评价中，“中国是绿色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力量”这一判断，揭示了国家规划在发展范式革新中的关键作用。从”十一五”规划首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到”十四五”规划明确”碳中和”时间表，中国用15年时间完成了从”环境治理”到”绿色革命”的跨越。

这种跨越的成果是直观的：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3亿千瓦，占全球总量的36%；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00万辆，占全球一半以上；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5%，风电整机制造产能占全球70%。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绿色发展已从”本土实践”升级为”全球公共产品”。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例，截至2025年底，已有42个国家的150余家机构加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帮助相关国家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约8000万吨。

这种转变背后，是国家规划对”发展-环境”关系的深刻认知。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德钦·茨仁在第七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所言，中国较早认识到清洁空气、能源安全、就业与经济韧性的协同效益，并通过持续的规划投入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实践。2005年至2025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65%，但同期经济总量增长了4.8倍，创造了1.2亿个绿色产业就业岗位。这种”增长与减碳并行”的发展模式，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既要发展又要环境”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