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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经济帮助（困难一方）案例

引言

离婚不仅意味着婚姻关系的解除，更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复杂问题。其中，对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制度，是法律对婚姻弱势方的重要保护机制。该制度源于对实质公平的追求——婚姻关系中，双方可能因分工不同、能力差异或突发变故导致经济地位失衡，若仅依靠财产分割，可能无法完全弥补弱势方的生活缺口。本文通过梳理法律依据、分析典型案例、探讨适用条件与实践难点，展现这一制度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落地，为理解离婚时经济帮助的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一、离婚时经济帮助制度的法律基础

（一）制度的立法目的与核心内涵

离婚时经济帮助制度，是指夫妻离婚后，若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的法律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平衡离婚后双方的利益，避免因离婚导致一方陷入生活困境，体现法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条款明确了经济帮助的适用前提、责任主体及处理方式，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根本依据。

（二）与相关制度的区分

需注意的是，经济帮助与离婚经济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存在本质区别。经济补偿针对的是“家务劳动贡献”（如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需以夫妻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为前提；损害赔偿则是因一方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的索赔权利。而经济帮助的核心是“生活困难”，不考虑双方在婚姻中的过错或家务贡献，仅以离婚后客观经济状况为判断标准，更具“救急”性质。

二、典型案例中的经济帮助适用分析

（一）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案例：王某诉李某离婚纠纷案

王某（女）与李某（男）结婚十余年，婚后王某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逐渐丧失劳动能力，长期需药物维持治疗，家庭开支主要依靠李某经营小超市的收入。离婚诉讼中，王某主张自己无固定收入，每月仅靠低保维持生活，且需支付高额医疗费，属于生活困难，要求李某给予经济帮助。李某则认为，离婚时已将婚后购买的住房分给王某，自己仅保留超市经营权，无需额外帮助。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因疾病导致劳动能力严重受限，虽分得住房，但每月收入（低保）扣除医疗费后，远低于当地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符合“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李某经营超市有稳定收入，具备负担能力。最终判决李某每月支付王某生活帮助费2000元，直至王某恢复劳动能力或再婚（以先到者为准）。

此案中，法院重点审查了三点：一是王某的实际生活需求（医疗费+基本生活开支）；二是李某的经济能力（超市经营收入）；三是帮助形式的合理性（定期支付更符合长期治疗需求）。

（二）因年龄与技能限制导致的就业困难案例：张某诉陈某离婚纠纷案

张某（女，52岁）与陈某（男，55岁）结婚二十余年，张某婚后主要负责家庭事务，未参与社会职业技能学习，离婚时仅能从事简单零工，月收入约1500元；陈某为企业技术骨干，月收入1.2万元。双方婚后房产已分割，张某分得一室一厅，但需自行承担物业费、水电费等开支。张某主张因年龄大、无专业技能，离婚后生活困难，要求陈某给予经济帮助。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虽有固定住所，但其收入水平（1500元/月）明显低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500元/月），且缺乏职业竞争力，未来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属于“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结合陈某的收入状况（月收入1.2万元），判决陈某一次性支付张某经济帮助金8万元（相当于张某2年基本生活缺口的总和）。

此案体现了对“生活困难”的动态判断——不仅看当前收入，更考虑未来谋生能力。对于中年无业方，法院会综合年龄、技能、就业市场环境等因素，评估其长期生活保障需求。

（三）因离婚后无住所的特殊困难案例：林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

林某（男）与吴某（女）结婚5年，婚后居住在吴某父母名下的房屋内，双方未购置共同房产。离婚时，吴某父母要求林某搬离，林某因收入有限（外卖骑手，月收入约4000元），无力在当地租赁合适住房，主张自己“离婚后无住处”，属于生活困难，要求吴某给予经济帮助。吴某则认为，林某有劳动能力，应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法院经调查确认：林某离婚后需在工作地租房，当地同地段一居室月租金约2500元，其月收入扣除租金后仅剩余1500元，难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饮食、交通等约2000元/月）。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离婚后无住处”可认定为生活困难。最终判决吴某一次性支付林某住房帮助金3万元（相当于1年租金），并明确若林某1年内仍未解决居住问题，可另行起诉主张延长帮助期限。

此案强调了“居住困难”的特殊情形。实践中，住房是基本生活需求，若离婚导致一方丧失原有居住条件且无法自行解决，即使有劳动能力，也可能被认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