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废除烟花爆竹禁放令.docxVIP

山西废除烟花爆竹禁放令：传统回归与治理智慧的双向奔赴

一、禁放令的五年之限：从”全面禁止”到”政策松绑”的轨迹回溯

2025年12月16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宣布废止12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其中《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2020年8月17日）》的废止，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三晋大地激起层层涟漪。这份曾被视为”最严禁放令”的文件，自2020年10月1日起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除省外途经合法车辆外）和非法燃放烟花爆竹，仅保留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经审批后的专业燃放通道。

回溯政策出台背景，2020年正值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关键期，叠加烟花爆竹燃放引发的安全事故频发，“禁放令”被视作兼顾环保与安全的必要举措。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期间，山西省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同比增加18%，PM2.5浓度在燃放高峰时段骤升230%，政策收紧确有现实紧迫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刀切”的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局限性：传统年俗传承受阻、烟花爆竹产业萎缩、群众文化需求与管理政策的矛盾日益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废止并非”突然转向”。2023年1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已新增”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等行政许可事项，由省应急厅主管，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实施。这一调整被视作政策松绑的前奏——从”全面禁止”到”规范许可”，管理思路已悄然转变。

二、政策废止的底层逻辑：民生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此次废止12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废止原因包括”制定依据已发生重大变化”“内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等。具体到烟花爆竹禁放令，其”不适应”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民生需求的持续升温。近年来，“恢复烟花燃放”成为山西民间热议话题。2024年春节前，山西省民政厅开展的”传统年俗保护”民意调查显示，78.6%的受访者希望恢复适度燃放烟花爆竹，62%的中老年群体将”听不到鞭炮声”列为”年味变淡”的首要因素。这种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情感需求，本质上是群众对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迫切期待。

其二，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山西曾是烟花爆竹传统生产省份，2019年全省烟花爆竹产业年产值达8.7亿元，带动就业2.3万人。“禁放令”实施后，相关企业数量从2019年的127家锐减至2022年的31家，产业链上下游陷入困境。此次政策调整，为合规生产、经营企业重新打开市场空间，有望激活传统产业活力。

其三，治理能力的迭代升级。随着环保监测技术进步，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已能实现精准评估。2024年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在限定时间、区域内燃放合规烟花爆竹，PM2.5峰值浓度较2019年下降42%，且48小时内可恢复至正常水平。同时，智能监控、电子围栏等技术的应用，为安全监管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传统”一刀切”管理已非最优解。

三、政策调整的现实考量：平衡传统与现代的治理新课题

尽管禁放令废止引发广泛期待，但政策落地后的管理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12月20日回应时坦言，目前仅收到废止文件，具体管理细则尚未出台。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政策衔接将成为关键。

首先是安全底线的坚守。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储存、燃放各环节均涉及公共安全。2023年湖南省某县因非法储存烟花爆竹引发的爆炸事故仍历历在目，山西需借鉴其他省份经验，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生产环节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经营环节实行定点销售、实名登记，运输环节落实电子追踪，燃放环节划定禁燃区域（如文物保护区、加油站周边）、限定时间（如除夕至正月十五每日7:00-22:00）。

其次是环保标准的细化。虽然适度燃放对空气质量影响可控，但仍需制定地方性燃放标准。可参考江苏省2025年出台的《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对烟花爆竹的硫含量、装药量、噪音分贝等指标作出具体规定，推广低硫、低烟的环保型产品，鼓励群众选择电子烟花作为补充。

再者是文化引导的强化。恢复燃放不是简单”解禁”，而是要引导群众树立”文明燃放”意识。基层社区可通过宣传栏、短视频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学校可组织”传统年俗与现代文明”主题活动，让青少年理解燃放背后的文化意义与责任意识。同时，鼓励机关单位、企业团体带头文明燃放，避免攀比性、过度燃放。

四、从”禁”到”放”的启示：治理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山西此次废止禁放令，本质上是一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它打破了”一禁了之”的懒政思维，回应了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情感需求，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样本。

这一调整印证了政策制定的动态性。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所言：“好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根据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