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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高频港大语言学面试题及答案

你的本科研究中涉及方言接触现象，能否具体说明你观察到的语言特征变化，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我在本科阶段参与了“珠三角地区粤语-普通话接触模式”的田野调查，重点跟踪了广州老城区40-60岁群体的日常会话。观察到三个显著变化：其一，词汇层面出现“双向借用”——普通话中的“手机”“快递”完全替代粤语原词“手提电话”“速递”，而粤语的“落单”（下单）“倾偈”（聊天）反向进入年轻群体的普通话表达；其二，语音简化，如粤语特有的入声韵尾[-p/-t/-k]在连续语流中出现弱化，部分发音人将“十”（sap6）发成近似普通话的[????]；其三，句法渗透，典型如“有+VP”结构从粤语（如“有食饭”）扩展至当地普通话，出现“我有去过香港”这类“不合标准”但高频的表达。

社会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城市化加速，2010年后广州外来人口占比超40%，方言使用者需通过语言调整降低交际成本；二是教育政策影响，中小学全面推行普通话教学，年轻一代粤语输入量减少，导致代际传承断层；三是媒体传播，短视频平台中普通话内容占比超70%，方言仅存于家庭场景，接触频率差异直接导致语言特征的“优势语言渗透”。例如，调查中65%的受访者承认“刷抖音时更习惯用普通话评论”，这种日常输入偏好最终反映在口语输出的变异上。

提供语法与认知语言学在解释语言结构时的核心分歧是什么？你更倾向哪种理论框架？为什么？

两者的核心分歧在于对“语言本质”的假设。提供语法（以Chomsky为代表）认为语言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模块，存在先天的普遍语法（UG），语言习得是触发UG参数的过程，句法具有自治性，语义和语用是后期附加的解释层面。例如，提供语法用“空语类”（PRO/DP-trace）解释“张三希望[PRO赢]”中隐含的主语，强调句法结构的内在逻辑。

认知语言学（以Lakoff、Langacker为代表）则主张语言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反映，不存在独立的语言模块，句法、语义、语用是连续体，语言结构源于经验的概念化。例如，“杯子打碎了”和“打碎了杯子”的差异被解释为“图形-背景”认知突显的不同，而非深层结构转换。

我更倾向认知语言学框架，原因有二：其一，提供语法的“先天论”难以解释语言变异的复杂性——若UG普遍存在，为何不同语言的语序类型（SOV/SVO/OSV）差异显著？而认知语言学的“经验基础”能更好说明，如汉语的话题优先（“这本书我看完了”）与汉文化重整体认知的思维模式相关。其二，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语言接触与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隐喻”等理论更具解释力。例如，英语学习者常将“openthebook”错误迁移为“打开书”（正确应为“翻开书”），用认知语言学的“动作-结果”范畴重叠能解释这种错误，而提供语法的参数设置难以涵盖这类语义-语用层面的偏误。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与成人第二语言习得在句法发展上有哪些关键差异？神经语言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哪些证据？

关键差异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习得路径的规律性。儿童L1习得遵循普遍的“电报语→简单句→复杂句”顺序，如2岁左右出现双词短语（“妈妈抱”），3岁能使用“因为…所以…”，错误类型多为“过度规则化”（如“goed”代替“went”）；成人L2习得则呈现“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可能跳过某些阶段直接使用复杂结构（如中国成人学英语时，可能先掌握“我昨天去了北京”的正确表达，却长期混淆“havegoneto”和“havebeento”）。

其次，纠错反馈的作用。儿童对显性纠正（如“不是‘狗狗叫叫’，是‘狗狗在叫’”）往往无反应，依赖“可理解输入”（i+1）自然吸收；成人则能利用元语言意识（如学习“时态规则”）主动调整，例如通过语法课掌握“过去完成时”的结构后，能有意识避免“Ihavewent”的错误。

最后，最终达到的水平。儿童L1几乎都能达到母语者水平，而成人L2多存在“僵化”（fossilization），如日本成人学英语常保留[r]-[l]不分的口音，汉语母语者难以完全掌握英语的“th”齿音。

神经语言学证据主要来自脑成像研究：fMRI显示，儿童L1习得时，左脑Broca区（句法加工）与Wernicke区（语义加工）同步激活，且激活模式与母语者高度一致；而成人L2习得时，Broca区激活更弱，常伴随右脑颞叶的补偿性激活（如学习复杂从句时），这可能与“关键期假说”（Lenneberg,1967）相关——青春期后，语言习得的神经可塑性下降，句法加工更依赖已有的认知资源（如记忆、逻辑分析）而非专门的语言模块。例如，Dehaene（2015）的研究发现，12岁前移民的双语者，其L2句法加工脑区与L1完全重叠；16岁后移民者，L2句法加工则涉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