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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二战爆发是由日本侵华引发

一、历史坐标的重新校准：从1931到1939的时间差

在全球历史教科书中，二战的起点长期被定格为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的“闪电战”。然而，2025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接受专访时的一番表态，如同一把历史的标尺，将战争的时钟向前拨回了整整八年——他明确指出：“二战的爆发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引发的，当时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广为人知。”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重申，更是对全球历史认知体系的一次重要校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此后四年间，东北全境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华北、华东、华中，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九一八”到“八一五”，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持续了整整14年。而反观欧洲战场，德国闪击波兰发生在1939年9月，比“九一八事变”晚了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更滞后了10年有余。

这8年的时间差，绝非简单的历史细节，而是揭示战争本质的关键线索。当西方世界仍在“和平主义”的幻梦中徘徊，甚至对法西斯势力采取绥靖政策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已率先扛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道防线。这段被长期“折叠”的历史，终于在古特雷斯的表态中，重新回到了全球历史叙事的核心位置。

二、中国战场的决定性作用：被低估的东方抵抗

长期以来，国际主流叙事将中国战场简化为“牵制日本”的辅助角色，仿佛只是欧洲、太平洋战场的“背景板”。但古特雷斯的论断直指核心：“中国多年来的抗日斗争是抗击日本的决定性因素，为削弱日本作出了根本性贡献，这使得日本在二战末期最终被击败。”这一评价，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是对千万中国军民牺牲的告慰。

从军事数据看，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据统计，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60%至70%长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即使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仍在中国战场保留了超过60%的陆军兵力。这种“兵力黑洞”效应，直接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部署。日本原计划通过“北进”进攻苏联、“南进”争夺东南亚资源，与德国形成东西夹击的战略构想，最终因中国战场的顽强抵抗而彻底破产。

从战略意义看，中国战场为同盟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1942年，罗斯福总统曾坦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事实上，正是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使得苏联能够集中兵力应对德国在西线的进攻，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机；也使得美国得以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整合资源，为后续的反攻奠定基础。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的研究显示，中国在战争中牺牲约1400万人，流离失所者达8000万至1亿。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坚持，不仅守护了民族的生存，更改变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

三、历史叙事偏差的深层逻辑：权力对记忆的塑造

为什么如此明确的史实和巨大的贡献，会在国际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古特雷斯的表态，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更是对“历史书写权”的深刻反思。这种叙事偏差的背后，深嵌着战后地缘政治与话语权争夺的逻辑。

冷战的爆发，是历史叙事偏差的重要推手。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对峙。为了巩固自身的道德权威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西方主导的叙事体系有意无意地将二战胜利塑造为美英苏等国的功绩，而将东方大陆上持续最久、牺牲最惨烈的地面战争简化为模糊的背景。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本质上是权力在历史书写上的延伸——通过垄断对“胜利”和“救世主”的诠释，西方试图强化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

学术研究的局限性，也加剧了叙事的片面性。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对亚洲战场的研究存在资料缺口和语言障碍。西方学者更熟悉欧洲战场的档案文献，而中国抗战的原始资料多为中文，且部分因战争损毁未能完整保存。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为二战起点”的说法逐渐成为“共识”，而中国战场的“十四年抗战”被淡化、被简化。

四、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抵制修正主义的历史警报

在二战胜利八十周年后的今天，古特雷斯重申“二战爆发由日本侵华引发”这一历史真相，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某些国家的历史修正主义暗流涌动，企图模糊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准确、完整地承认历史，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基石，是防止悲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