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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一、引言：科举制度下的“儒林”悲歌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用十年心血写成的讽刺巨著。这部小说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却以细腻的笔触、辛辣的讽刺，揭开了明清科举制度下“儒林”的虚伪面纱。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走到僵化的末路——八股文成为考试的唯一内容，功名成为衡量士人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陷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狂热。吴敬梓出身于科举世家，却亲眼目睹了家族因科举而衰败，亲身体验了科举制度的荒诞与残酷。他以小说为刀，剖开了科举制度的毒瘤：它不仅扭曲了士人的人性，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更消解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儒林外史》的批判，不是对某个人的指责，而是对一种制度的反思——当一个社会把“功名”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时，人性会如何异化？社会会如何失序？文化会如何失落？

二、科举制度下的人性异化：从“人”到“功名奴隶”的蜕变

科举制度的核心，是用“功名”将士人的价值绑定在单一轨道上。它像一根无形的绳子，勒住士人的脖子，让他们一生都在“考功名”的循环里挣扎。这种单一的价值判断，最终导致了人性的彻底异化——士人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情感，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一）功名崇拜下的人格扭曲：以范进与周进为例

范进与周进，是科举制度下“失意者”与“逆袭者”的典型，却共同演绎了一场人性的悲剧。

范进从二十岁开始考秀才，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中秀才前，他住在破草屋，吃了上顿没下顿，岳父胡屠户骂他“现世宝”“穷鬼”，邻居们连借点米都不肯。中秀才后，他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钱，被胡屠户啐在脸上：“你中了秀才，就想上天？举人是你这样的人考的？别做梦了！”范进只好偷偷去考，放榜那天，他抱着卷子回家，家里已经断粮三天，母亲饿得两眼发黑。他正想卖鸡换米，报喜的人来了：“范老爷中了举人！”范进愣了半天，突然拍着手笑：“我中了！我中了！”接着就疯了——一头撞在门框上，头发散了，满脸是血，嘴里不停地喊“我中了”。后来胡屠户用巴掌打他，才把他打醒。醒后的范进，第一件事是问胡屠户：“岳父，你刚才打我，怎么下手这么重？”胡屠户赶紧赔笑：“我哪里敢打你？你是文曲星下凡！”

范进的疯，不是快乐，是压抑了几十年的欲望突然爆发。他的一生，没有自我，没有快乐，只有“考功名”的执念。中举前，他是人人唾弃的“穷鬼”；中举后，他是人人巴结的“老爷”。他的人格，早已被功名碾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我要中举”；他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只知道“中举才能做人”。

周进的悲剧更令人心酸。他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在村里教私塾，被学生家长骂“没用的老东西”，连饭都吃不饱。后来他去省城贡院，看到号房里的桌椅，想起自己一辈子的科举梦，突然“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他放声大哭：“我读了一辈子书，连个秀才都没中，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哭到嘴里吐血，还是不肯停。后来几个商人可怜他，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让他参加乡试。周进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做了广东学道。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拔范进——因为范进的经历，像极了当年的自己。

周进的哭，是对自己一生的绝望。他把所有的价值都押在科举上，却输了一辈子。当他终于“逆袭”时，他没有反思科举的荒诞，反而成了科举制度的“代言人”——他用同样的标准选拔人才，把更多人推进“功名的火坑”。

范进与周进的悲剧，在于科举制度给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却又让这希望变成了“吞噬他们的黑洞”。他们不是“人”，是“功名的奴隶”；他们的一生，是“为功名而活”的一生。

（二）知识异化后的精神空洞：以马二先生与鲁编修为例

科举制度不仅扭曲了士人的人格，更异化了他们的知识——知识不再是“提升精神的阶梯”，而是“谋取功名的工具”。士人们读的不是“书”，是“八股文”；学的不是“道理”，是“八股的套路”。他们的精神世界，早已被八股文掏空，只剩下“代圣人立言”的空壳。

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里最典型的“八股迷”。他本名马纯上，是杭州的八股文选家，一辈子研究八股文，认为“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天下第一等学问”。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孔子做春秋，孟子说性善，都是为了举业；唐宋八大家做文章，也是为了举业。你要是不做八股文，就不算读书人！”

马二先生的“知识”，全在八股文里。他游西湖时，看到西湖的美景，却没有一点感觉——他眼里只有书店里的八股文选本。他走进书店，拿起一本《历科墨卷持运》，翻了半天，对老板说：“这卷子选得好！尤其是那篇《论语》题，‘学而时习之’，做得‘理真法老’，符合圣人的意思。”老板问他：“马先生，你游西湖，怎么不去看断桥残雪？”马二先生说：“西湖有什么好看的？不如看八股文有意思！”

马二先生的精神世界，是空洞的。他不知道苏轼是谁，不知道唐诗宋词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论语》里“学而时习之”的真正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