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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风格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探索及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结合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探索研究，形成诸多理论和实践成果，对党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60年前，龙海大地的党和人民形成的龙江风格更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63年春，百年不遇的大旱蔓延龙海全县，在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制度下，遇此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靠天吃饭的农民的日常生活打击是巨大的。在此背景下，从大局出发，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如何制定出最优的抗旱政策是摆在龙海县委面前的一道大考题。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在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保障农民生活的过程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作用，动员带领群众，解群众之所急，投身抗大旱斗争。

据《漳州府志》记载，从唐代贞元六年（790年）至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间，旱灾频频出现。在1963年春，龙海县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旱灾，从1962年10月至1963年2月，龙海县没有下过一场完全的透雨，全县76座小二型以上水库蓄水量仅有4%，很多水库甚至干涸见底。水库严重缺水，各支流和干流的水源也几近干涸，其中九龙江支流西溪流量只有22.5立方米/秒；若不切实解决当地的引水来灌溉农田的问题，正值旱季时，当地的水田将会有一半以上要抛荒。随着旱情的肆虐，当地群众吃水成为大问题，生活条件也日益严峻。当地靠水滋养的稻田尽数干涸，靠天吃饭的农民深受旱情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保障。这不仅使当地百姓深受其害，并且也大大加重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发挥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保障。在此次百年不遇的大旱中，亟需县委集中群众意见，谋划抗旱全局，带领人民群众走出困境。时任龙海县委书记的刘秉仁曾立下1963年实现水稻亩产千斤县的宏伟目标，在此干旱情况下，目标更难以实现。县委做出堵江抗旱的规划决策下，如何做好各公社群众的思想工作、安置好当地居民、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方案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成为当时摆在众多党员干部面前的一道重大难题。舍小家保大家的堵江方案，需要当地各级党组织深入细致地谋划全局，做好干部群众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堵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协调好支援堵江所需的人力物力。在堵江的过程中，当地部分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也为堵江进程设下重重障碍。

榜山公社党委委员徐学文代表公社参加了“舟中会议”，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秉持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观念，坚决拥护县委堵江抗旱的决议，坚持从全局出发，尽己所能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这为当时堵江方案的实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党支部组织了有说服力的八位老人组成“八老宣传组”到各村各生产队去宣传，在众多党员同志和群众的努力下，大局观念和科学观念战胜了迷信观念。

面对当时严重的旱情以及深受旱灾折磨的人民群众，一大批党员同志始终秉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作风，1963年2月15日，在九龙江畔打响了万人千船堵西溪的战斗，来自傍山、石码、莲花（今海澄）、东园、东泗等公社的一万多名民工和一千多艘大小船参加了会战。在西溪堵江期间，大坝出现了决口的危急情况，若不能及时堵上缺口，大坝将存在随时被冲垮的风险。在这危急时刻，莲花公社玉枕大队党支部书记黄狗屎（九驶）带领40名打桩能手，在激流滚滚中争分夺秒地把三十几根木桩打进决口处，及时稳定住随时决堤的风险，为大坝顺利合拢做出突出贡献。众多党员同志及机关干部亲自赶到大坝的施工现场，参加挑土、装沙包、抗沙包等劳动。榜山公社从公社党委到大队党支部，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再到每个共产党员，以及参加堵江抗旱斗争的各个公社，充分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取得抗旱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龙江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县委领导班子冲在抗旱救灾的第一线，统筹全局，始终发挥党的先进性与先锋引领作用，从整体利益出发，筹划出切实有效的堵江引流方案，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善过程中，不断体现、挖掘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光辉典范，是不断丰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资源。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在抗旱紧急关头，能否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能否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在首堵西溪战斗中，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副书记郑饭桶等党委领导和洋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邱程溪、大队长郑流涎等大队干部树立大局观念，积极支持县委堵江抗旱的决策，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与正确决策的重要作用。其中洋西大队舍己为人、丢卒保车，以淹掉三百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和甘蔗及一部分秧田，来接待救灾的民工，献出五万多斤茅草等义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