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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魏易学之嬗变

内容提要：作者首先分析了汉魏之际易学嬗变的原因。认为汉魏之际易学的嬗变与经学的衰落相关，两汉经学研究者急功近利、崇尚虚华，经学研究众说纷纭、渐失其本，经学为笺注之学、有支离附会之特点，是其内因；东汉统治的黑暗、党锢之祸、黄巾起义、思想家对神学的批判、东汉的灭亡，是其外因。其次，作者用事实说明了象数易为玄学易取代经历了一个过程。具体表现为二者的对立、融合和取代。最后，作者揭示了汉魏之际易学嬗变的意义。即纠正了两汉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改变了易学研究的方向，推动了易学发展。

关键词：汉魏易学嬗变意义

三国至南北朝，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再次遭到破坏，社会处在急剧变革、动荡之中，群雄并起逐鹿，三国争霸，南北对寺，战争此起彼伏。这种封建社会的长期不稳定性，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思想异常活跃，儒家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被压抑数百年的老庄之学开始复兴，并与儒家思想巧妙结合，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摆脱了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束缚，以清新明快的语言和高度抽象的思维，建立了适应新封建秩序的思想体系。

一、汉魏易学嬗变的原因

与整个思想发展同步，此时期易学也呈现了新的趋势。经过两汉易学家苦心经营而建立起的象数易学开始式微，逐渐为玄学易所取代。这种易学嬗变，决非偶然，它与当时整个经学思潮的衰落息息相关。两汉已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经学被尊奉为官学，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功利的驱使，研习经学，蔚成风气，经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然而这种鼎盛背后潜藏着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经取士，经学成为入仕晋身的阶梯。由此，习经者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崇尚虚华，不思多闻阙疑，此是经学研究一大弊端。如范晔所言：“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二）两汉经学门派林立，众说纷纭。两汉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如“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汉书．艺文志》）又注重师法和家法，就《易》而言，“《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经学历史》1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经学研究这种师师相承、口传心授、纯而不杂的习经方式，造成了经数家、家有数说、歧义并出，如树干分枝、枝又分枝，支叶繁滋，浸失其本。使后学不知所从。（三）两汉经学繁荣标志之一是传习经者众多。如前所言，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其中有的大师能教千万余人，如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未见师面，足见受业人之多。由于治经人多而杂，其说支而漫，加上当时经学研究是以笺注儒家经典为目的，重训诂和考据，经学家有时为了一句话或一个字，不遗余力，花费大量时间，旁征博引，细心求证，以至融通。对于圣人之言决不敢越雷半步，这种笺注之学虽存朴实严谨之风，却有机械、支离、牵强的特点。班固曾把经学研究这个特点视为“大患”。他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正是这三个蔽端，使经学从自身否定了自己，走向没落。

如果说经学存有种种弊端是其衰微内因的话，那么东汉统治者腐败、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思想家对神学的批判是经学衰微的外因。东汉末年，政治上外戚参政，宦官专权。如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弟身居要职。和帝用宦官郑众的禁军剪灭了窦氏的势力。安帝时，邓太后和其兄弟邓骘执掌大权。邓氏被消灭后，宦官李闰、江京专权。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朝纲混乱，使朝野上下极为不满。如范晔所言：“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杰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后汉书．儒林列传》）在社会上层这种对朝政的不满引发为“清议”，即官僚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抨击宦官外戚的罪行，当时太学是清议的中心，由于清议冒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下令逮捕清议者，许多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被禁锢，这就是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在社会下层，由于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激起人民最强烈的反抗，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这次大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使东汉封建统治大伤元气。东汉政治黑暗、朝纲凌乱，践踏了经学所维系的纲常名教，从而降低了经学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