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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管辖的约定

引言

在劳动关系中，劳动争议的解决是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关键环节。而管辖约定作为争议解决的“先手棋”，直接关系到争议由哪个机构受理、在何地处理，甚至可能影响最终的裁判结果。从实践来看，许多劳动纠纷在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时，双方常因“该由哪个地方的仲裁委管”“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问题产生争议，这既拖延了维权进程，也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劳动争议管辖的约定，本质上是劳动关系双方通过意思自治对争议解决路径的预先安排，但这种“自治”并非无边界的自由，而是需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本文将围绕劳动争议管辖约定的基本认知、法律依据、实践问题及效力认定等核心内容展开，探讨如何通过合理约定平衡双方权益，促进劳动争议的高效解决。

一、劳动争议管辖约定的基本认知

（一）概念界定与核心特征

劳动争议管辖约定，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或补充协议中，以书面形式预先约定当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时，由特定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进行管辖的条款。这一约定区别于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定管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劳动争议解决领域的体现。

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属性。管辖约定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劳动合同的从属性条款。若劳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管辖约定的效力可能受到影响；若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管辖，但实际履行中双方以行为默认了管辖地（如争议发生后共同向某仲裁委申请仲裁），则可能视为对管辖的补充约定。

第二，有限性。与普通民商事合同中“约定管辖优先于法定管辖”的规则不同，劳动争议因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管辖约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例如，法律明确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管辖，双方约定的管辖地若超出这两个范围，可能被认定无效。

第三，双向性。尽管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通常处于优势地位，但管辖约定理论上应体现双方合意。若约定条款明显加重劳动者维权成本（如要求劳动者到千里之外的仲裁委申请仲裁），即使形式上有劳动者签字，也可能因违反公平原则被否定效力。

（二）与法定管辖的关系

法定管辖是劳动争议管辖的基础，指法律直接规定的管辖规则。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约定管辖是法定管辖的补充，其存在意义在于为双方提供更灵活的选择，但必须以不违反法定管辖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

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法定为主、约定为辅”。例如，若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争议由用人单位所在地仲裁委管辖”，这与法定管辖范围一致，属于有效约定；若约定“争议由第三方城市仲裁委管辖”，则超出了法定管辖的地域范围，该约定无效，仍应按法定管辖确定受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试图通过约定排除劳动合同履行地仲裁委的管辖权（如约定“仅由用人单位所在地仲裁委管辖”），这种“单方排除”行为可能因限制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被认定无效。

二、劳动争议管辖约定的法律依据与规范边界

（一）立法层面的规则梳理

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争议管辖约定的规定较为分散，需结合多部法律及司法解释综合理解。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明确了“仲裁前置”原则，即劳动争议需先经仲裁，对裁决不服方可向法院起诉；第二十一条则规定了仲裁管辖的法定规则：“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这一条款未直接禁止管辖约定，但通过“劳动合同履行地优先”的规则，隐含了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因劳动合同履行地通常是劳动者实际工作地，选择该地管辖更便于劳动者举证、参与仲裁。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民商事案件的约定管辖规则：“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劳动争议属于特殊的民事纠纷，其诉讼阶段的管辖是否适用这一规则？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劳动争议诉讼管辖需以仲裁管辖为基础，即“仲裁管辖的确定直接影响诉讼管辖”。因此，若仲裁阶段的管辖约定无效，诉讼阶段仍需按法定管辖确定法院。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延续了仲裁阶段的“双轨制”管辖规则，也为诉讼阶段的管辖约定划定了边界。

（二）约定管辖的禁止性规范

为防止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劳动者权益，法律对劳动争议管辖约定设置了严格的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