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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信用信息支持系统

摘要：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折射出现今公民的不信任和公民道德焦虑等现象，它们正演化为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危险陷阱。而现象背后隐藏的则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信用信息支持系统的不健全，信息的失衡已成为制约公民道德建设的瓶颈。目前在转型社会的矛盾凸显期，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信息支持系统，构建公民道德的良好秩序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

关键词:道德焦虑；社会信用信息；公民道德建设；

2001年,中共中央向全国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明礼诚信”被确定为我国基本的道德规范。与此同时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主义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策略。把这一精神与《纲要》的要求结合起来，可以看出，现代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诚信道德建设和诚信制度建设是这一工程的两大支柱。但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我国的信用体系仍存在欠缺，诚信现状令人堪忧。

一、“塔西佗陷阱”——公民道德焦虑的反映

2012年5月26日凌晨，深圳滨海大道发生一起严重交通肇事案。一名男子酒后驾驶跑车连撞两台出租车，致3人死亡、2人轻伤后逃逸。七小时后，满身酒气的肇事司机侯某向警方自首。但是案件并未就此结束，公众对政府和警方公布的案情过程表示质疑，譬如为何公布的监控录像中存在疑似修改痕迹，肇事司机是否顶包等等，随着政府澄清、解释而来的是新一轮的质疑与不信任。最终，警方夜以继日，经过130小时的奋战，先后召开了四场新闻通报会向公众详细还原了案情的曲折、原委。案件虽圆满结束，但是背后折射出的政府公信力严重匮乏、网民质疑一切等都已是不争的事实。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曾这样解说他的执政思考：“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亦即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

传统理解中认为塔西佗陷阱是针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批判，但是放在正在孕育或已经形成的公民社会语境中解读，它俨然已成为公民道德焦虑、公民不信任的反映。诚然，引发现今公民道德焦虑的原因众多，如内在的公民自身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被侵蚀；外部的公民权利行使环境的恶化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等等。但是当前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已愈来愈成为造成公民道德焦虑的重要原因，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公信力是政府赢得民心的根本，但现如今的尴尬现状是公民普遍质疑一切来自官方的声音。公民不信任与道德焦虑等非正常的状态已突显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另一类陷阱。究其原因，社会信用信息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政府的失信行为，公民置身于不安全、不确定的环境中，

其对政府有关部门的信任在一次次信息雾霭中受到磨蚀。这折射出政府公信力下降乃是对法治和信息公开的紧迫感和必要性的理解欠缺，缺乏一个社会信用信息披露的平台和机制。从更深的角度剖析，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的不健全已成为制约公民道德建设的瓶颈。

二、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的支撑

公民概念的发展伴随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生成、自身主体性的确认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民主制,彼时的“公民”指的是雅典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成员,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但是古希腊所使用的公民是一种特权身份，亚里士多德指出：“全称的公民是凡是参加司法事务的治权机构的人们。”[1]而且在古希腊,城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还未完成分化,无法形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对分离,因此,公民概念表达的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法性质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之后西方历经黑暗的中世纪，本就缺乏产生和使用“公民”概念的社会基础，原来反映有限平等关系的公民身份被“臣民”所完全取代，整个西方笼罩在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不平等关系下。个体所被灌输的只有服从君主的等级观念，个体独立人格以及主体意识等更是无从谈起。直至近代西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契约等近代理论解放了个体，唤醒了“臣民”心中的独立自主意识，呼唤独立人格的呼声渐起。时代赋予了“公民”全新的内涵，公民自身主体性的法律确认更是彰显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的主体性,指的是人在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总是以主人的姿态出现,也就是人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承认公民是国家之民,国家的事务是公共事务,公民有权进行管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否则,人就有可能丧失其主体性地位而沦落为客体,参加国家的管理自然也就变成了不可能之事。

公民的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