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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引言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国际组织效能递减、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忽视等问题交织，国际社会对更公平、更包容治理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在这一背景下，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自诞生以来，凭借人口占全球42%、经济总量占全球26%的体量优势，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属性，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升级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其角色定位既非对现有体系的颠覆，亦非简单的跟随，而是通过机制创新、理念输出与实践探索，为全球治理注入“金砖方案”，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民主化发展的关键力量。

一、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基础

（一）从概念到机制：金砖国家的成长轨迹

金砖国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2001-2009年）、成型期（2009-2014年）、深化期（2014年至今）。2001年，“金砖四国”（BRIC）作为经济概念被提出，旨在强调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2009年首次领导人会晤标志着从概念向机制的转型，议题从单纯经济合作扩展至全球治理；2014年新开发银行成立与应急储备安排签署，标志着金砖机制从“对话平台”向“行动实体”跃升；近年来“金砖+”合作模式的推广，则进一步扩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发声空间。这种渐进式成长，既符合新兴国家力量积累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对多元主体参与的内在需求。

（二）角色定位的逻辑起点：共同利益与差异化优势

金砖国家能在全球治理中形成合力，源于三大基础：其一，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共同属性。五国均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历史，对全球治理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有深刻认知，在推动发展权平等、反对外部干预等议题上立场相近；其二，互补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制造业、俄罗斯的能源、巴西的农业、印度的信息技术、南非的矿产资源，形成了产业链与资源端的协同效应，为经济治理合作提供现实支撑；其三，差异化的国际影响力。五国分别是所在大洲的区域大国（如中国的亚洲影响力、巴西的拉美代表性），能将金砖共识转化为区域实践，放大治理效能。

二、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角色定位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补充者”：推动体系改革与规则完善

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以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存在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等问题。金砖国家通过两条路径推动改革：一是“增量创新”，如新开发银行打破传统多边开发机构的“贷款附加政治条件”惯例，以“项目导向”“本币结算”为特色，成立以来已为成员国提供超百个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其中可再生能源项目占比超40%，直接惠及数亿人口；二是“存量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谈判中，金砖国家联合发声要求提高新兴市场份额，推动IMF2023年份额总检查将“动态调整”纳入议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代表性。

（二）全球安全治理的“协调者”：倡导非对抗性解决方案

传统安全治理长期被军事同盟与单边制裁主导，难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外溢（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与大国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金砖国家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构建多层次协调机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如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金砖国家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原则，通过联合声明呼吁克制与谈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反恐工作组、网络安全对话平台，共享情报与技术经验，例如联合打击跨国电信诈骗行动已协助成员国挽回数亿元损失；在核安全领域，推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履行，反对双重标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三）全球发展治理的“引领者”：聚焦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约70亿人口中仍有近10亿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气候变化与疫情更放大了南北发展鸿沟。金砖国家以自身发展经验为基础，提出“发展优先”的治理理念：一方面，通过“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合作，建立数字经济工作组、技术转移中心，帮助成员国中小企业接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深化减贫合作，中国的“精准扶贫”模式、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法”被纳入金砖减贫案例库，通过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近五年已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超万名减贫干部。此外，金砖国家还推动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全球治理中心，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消除发展赤字”倡议，促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

（四）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者”：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

传统治理理念强调“西方中心论”与“制度输出”，金砖国家则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范式：在合作原则上，坚持“不干涉内政”与“协商一致”，拒绝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在价值导向中，融合“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与“多元包容”的现代理念，提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