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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黎举行会议聚焦解除黎真主党武装

一、对话背景：从冲突到接触的脆弱转折

2025年12月19日，以色列与黎巴嫩代表在黎巴嫩西南部城镇纳古拉再度举行直接对话。这是本月内双方第二次坐到谈判桌前，也是自去年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双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延续。此次会议由美国主持，被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定义为“双边安全对话的关键环节”，核心目标直指“确保黎巴嫩军队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经济合作项目也被列为重点议题。

这一对话频率的提升，折射出以黎边境局势的复杂性与紧迫性。自2024年12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尽管大规模冲突暂时平息，但边境地区的摩擦从未间断——火箭弹袭击、越界侦察、军事演习对峙等事件频发，双方互信基础持续薄弱。黎巴嫩南部边境的平民因长期战乱被迫撤离，家园损毁、生计中断的问题日益严峻；以色列则始终将黎真主党视为“直接安全威胁”，其拥有的数千枚火箭弹和渗透能力，被以方视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此背景下，双方在一个月内两次启动直接对话，既是对边境局势失控风险的“紧急刹车”，也是在外部斡旋（尤其是美国）推动下，尝试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的试探性一步。

二、核心议题：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多重困境

此次对话的核心矛盾，在于以色列要求“黎巴嫩军队解除黎真主党武装”的诉求与黎巴嫩现实政治生态的剧烈碰撞。从以色列的立场出发，黎真主党被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其武装力量的存在直接威胁以北部边境安全。以方认为，只有通过黎巴嫩军队接管真主党控制区的安全职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非国家行为体”对主权国家的军事威胁。因此，在两次对话中，以方始终将“黎巴嫩军队主导解除武装”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

然而，黎巴嫩的现实却让这一诉求面临多重阻力。首先，黎真主党并非单纯的武装组织，而是黎巴嫩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自2005年起，真主党逐步参与议会选举，其支持的政治联盟在多届政府中占据关键席位（如能源、公共工程等部门），在什叶派占多数的南部地区拥有深厚民意基础。对黎巴嫩政府而言，强制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不仅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分裂，甚至可能激化教派矛盾——真主党支持者将其视为“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民族力量”，而非“威胁”。其次，黎巴嫩军队的实际控制能力有限。受国内经济崩溃（2023年以来黎巴嫩货币贬值超90%，公共服务几乎瘫痪）和政治分歧影响，黎军装备落后、经费短缺，能否有效接管真主党控制区的安全事务存疑。更关键的是，真主党拥有独立于政府的军事体系，其武器库、训练基地和情报网络高度自治，黎巴嫩政府若强行干预，极可能引发武装冲突。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19日对话后的表态，也揭示了黎方的核心关切：“确保南部边境居民返回家园是当务之急。”这一表述背后，是黎方对“安全议题”的重新定义——对黎巴嫩而言，边境安全不仅是军事威慑，更涉及平民的生存权与重建权。自2024年冲突升级以来，黎南部约15万居民被迫撤离，村庄沦为军事缓冲区，农田荒芜、学校关闭。黎方认为，若无法解决居民返家的基本需求，所谓“解除武装”只会加剧当地对政府的不信任，反而为真主党扩大影响力提供土壤。这种“安全-民生”的优先级差异，使得以黎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始终难以弥合。

三、经济议题：构建互信的策略性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对话均将经济合作项目列为重点议题，包括跨境能源管道建设、边境贸易区规划、共同开发地中海油气资源等。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双方在核心矛盾难解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利益绑定”构建互信的策略性尝试。

对以色列而言，推动经济合作可视为“安全红利”的具象化——若黎巴嫩能从与以合作中获得实际经济利益（如油气收入分成、贸易关税），可能间接削弱真主党“反以抵抗”的叙事基础，同时为黎政府提供更多资源用于军队建设，间接支持“解除武装”目标。对黎巴嫩而言，经济合作是缓解国内危机的“救命稻草”：其财政赤字已占GDP的25%，外汇储备濒临枯竭，若能通过跨境项目获得投资和就业机会，不仅能稳定民生，还能提升政府在民众中的合法性，为后续政治协商创造空间。

但经济议题的推进高度依赖安全问题的解决。例如，地中海油气开发涉及争议海域划界，若真主党武装仍活跃，以色列难以放心投资；边境贸易区的运营需要双方共同维持治安，若黎军无法有效控制真主党渗透，贸易区可能成为武器走私通道。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专家分析，经济项目更多是“互信构建的工具”，而非独立的解决方案。其成效取决于以黎能否在安全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否则经济合作可能沦为“纸上谈兵”。

四、前景展望：从危机管控到实质突破的艰难之路

当前以黎对话释放出积极信号：双方在外部斡旋下尝试建立持续沟通机制，为边境局势“降温”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对话的脆弱性同样显著——核心矛盾（解除真主党武装）未解决，停火协议违反事件频发，国内政治博弈加剧，均可能导致对话成果转瞬即逝。

短期内，解除真主党武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