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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察举制”的“孝廉”标准演变

引言

汉代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转折，打破了先秦贵族世袭与军功爵制的局限，开创了以道德、才能为核心的选贤路径。其中“孝廉”一科自汉武帝时期成为岁举常科后，长期占据察举制的核心地位，其标准的演变不仅折射出汉代政治生态的变迁，更深刻影响了社会价值导向与伦理秩序的塑造。从汉初“举孝悌力田”的朴素道德倡导，到东汉“试职策问”的多元考核；从民间声望主导的“乡举里选”，到豪族垄断下的“名实分离”，“孝廉”标准的动态调整，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儒家思想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以时间为经、制度变迁为纬，系统梳理“孝廉”标准的演变脉络，揭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察举制与“孝廉”标准的起源

（一）察举制的制度雏形：从“求贤诏”到“岁举常科”

汉代察举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临时征诏到制度化的过程。汉初承秦制，但面对“布衣卿相”的权力结构与重建社会秩序的需求，刘邦于在位期间颁布《求贤诏》，首次明确以“贤士大夫”为选拔对象，要求郡国推荐“有明德者”，开启了汉代官方主动选贤的先河。至文帝时期，因“日食之变”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首次采用“对策”方式考核被举者，初步形成“下诏—推荐—考核—任用”的选官流程。

真正推动察举制走向制度化的是汉武帝。元光元年（约公元前134年），武帝采纳董仲舒“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的建议，下令郡国每年必须向中央推举“孝廉”各一人，违者以“不敬”论罪。至此，“孝廉”从临时性的推荐科目转变为“岁举常科”，察举制正式成为汉代选官的核心制度。这一转变既是汉代中央集权强化的需求——通过制度化选官打破地方豪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是儒家“以德治国”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

（二）“孝廉”标准的初始内涵：道德为本的社会共识

“孝廉”二字，“孝”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廉”指清廉自守、正直无私。其初始标准的核心是对儒家伦理的实践，这与汉初社会重建的需求密切相关。经过秦末战乱，社会秩序崩溃，家庭伦理与基层道德体系亟待修复。刘邦在位时便曾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通过表彰“孝悌”者来稳定乡里；文帝更将“孝悌力田”作为单独科目，规定“置孝悌力田常员”，给予物质奖励。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将“孝”作为维系家庭稳定的基石，将“廉”作为约束官吏行为的准则，通过选官导向推动社会风气的重建。

此时“孝廉”的选拔标准具有鲜明的民间性与实践性。被举者多为“乡党称孝”“里闾推廉”的普通百姓或基层小吏，其“孝”的表现可能是侍亲至孝、为亲守丧，“廉”的表现可能是不取非财、秉公处事。例如《汉书》记载，宣帝时期有“故河南太守丞褚先生”因“事亲至孝，居丧三年，哀毁过礼”被举为孝廉；又有“颍川卒史黄霸”因“为吏清洁，未尝受私”被太守推荐。可见，初始的“孝廉”标准以具体的道德行为为依据，强调“行高于言”，注重乡里舆论的实际评价。

二、西汉时期“孝廉”标准的动态调整

（一）武帝至昭宣时期：道德为本，才能初现

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家伦理进一步渗透到选官标准中。但与此同时，汉帝国的扩张与治理需求激增，仅靠道德标准已难以满足对官吏能力的要求。因此，“孝廉”标准开始出现“道德+才能”的双重导向。

武帝元朔元年（约公元前128年）诏书明确要求：“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里的“不胜任”已隐含对能力的要求。至昭帝、宣帝时期，“孝廉”选拔更注重实际政务能力。宣帝曾下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所谓“效其贤材”，即要求被举者具备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例如，渤海太守龚遂被举为孝廉后，因“习文法，善治民”被提拔为水衡都尉；东海郡尹翁归以“晓习文法，喜击剑”被举，后任东海太守时“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政绩显著。

这一时期，“孝廉”标准的调整体现了“以德驭才”的逻辑：道德仍是前提，但才能成为选拔的重要补充。地方官员在推荐时，不仅要考察被举者的孝行与廉德，还要观察其在乡里事务中的组织能力（如调解纠纷、劝课农桑）、对法令的熟悉程度（如处理文书、征收赋税）。这种变化既适应了汉帝国治理复杂化的需求，也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元成哀平时期：标准的复杂化与矛盾显现

西汉中后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孝廉”标准呈现出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对道德细节的要求更趋严苛，二是实际执行中出现“名实分离”的矛盾。

从道德标准看，“孝”的内涵从“事亲”扩展到“守礼”，“廉”的标准从“不贪”细化到“不苟”。例如，《礼记》中“三年之丧”的礼制被纳入“孝”的考核，出现“未终丧不得应举”的规定；“廉”则要求官吏“不行请托”“不与民争利”，甚至“家无余财”。这种细化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