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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典》看“新典”的独特魅力与文学价值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何典》作为清代嘉庆年间张南庄所著的一部章回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而不可忽视的地位。这部小说以其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学魅力。它是一部用吴方言写成的中篇章回小说，通篇围绕鬼物、鬼话、鬼事展开叙述，然而，作者的真实意图并非单纯描绘鬼怪世界，而是借鬼域之事影射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巧妙地秉承了中国古代神魔小说以传奇手法反映现实的传统。与其他志怪小说相比，《何典》中的鬼形象别具一格，它们摒弃了一般想象中鬼的特异灵怪，反而与世间之人极为相像，除了所处环境不同，在性格、行为和思想等方面与人类并无二致，这种独特的设定使小说更具现实映照性和讽刺意味。

《何典》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元，融合了神魔、世情、英雄传奇等多种元素，体现了章回小说发展演变过程中题材杂糅的显著特征。这种独特的题材组合，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层次分明的文学世界，使小说不仅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更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然而，由于小说方言性过于浓烈，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尽管后来重新面世并引发了一时的热议，但因其俚俗的方言，又再次被冷落。直到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古代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何典》的独特价值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何典》的众多独特之处中，“新典”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所谓“新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典故，而是民间流行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俗语和惯用语等。这些“新典”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表达，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们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语言习惯和文化风貌，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表达作者思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新典”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创新与突破，揭示古代小说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它承载着广大民众的生活智慧、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何典》中“新典”的运用，正是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体现，通过对这些“新典”的解读，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何典》中的“新典”，探讨其种类、用典方法以及在小说中的功用，以期为古代小说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2研究现状综述

学界对《何典》的研究历程可谓曲折，这部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章回小说，因方言性浓烈在传播上受限，长期沉寂，直至20世纪才重新进入人们视野。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何典》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何典》的基本介绍与评价上。鲁迅在《题记》中对《何典》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明确指出了《何典》以鬼写人、运用新典的独特创作手法。刘大白在《读何典》中认为《何典》是“用小说体裁编纂成一部俚言土语的成语辞典”，从语言角度强调了小说对民间熟语的运用，突出了其语言价值。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对《何典》展开探讨。在语言研究方面，众多学者关注到《何典》中大量使用上海方言俚语这一特点。徐梅在《信口开河处偏能见风流：谈何典语言艺术》中指出，《何典》之所以能取得奇特的幽默效果，原因之一是作者在使用方言时有意识地大量偏离方言俚语的原有含义，通过这种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使小说充满了诙谐幽默的色彩。还有学者对《何典》中的“新典”进行了研究，如山东大学硕士邵文在其学位论文《论小说何典中的“新典”》中，对《何典》中“新典”的种类、用典方法和功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何典》中使用的“新典”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俗语和惯用语等，用典方法有直用、断取、仿拟、返源、矛盾等情况，使用“新典”可使语言更形象生动、更富于哲理、更夸张幽默以及富有韵律美。

在题材与思想研究方面，江西师范大学硕士邵东波在《何典研究》中分析了《何典》的题材特点，指出其题材内容包含了神魔、世情、英雄传奇等多种因素，体现了章回小说发展演变中题材杂糅的特征。同时，他还探讨了《何典》的思想价值，认为作品在鬼话连篇的挪揄嘲讽背后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传统价值的反思，对社会秩序的否定。

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何典》“新典”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在“新典”的分类研究上，虽然已有学者对其种类进行了梳理，但分类的细致程度和科学性仍有待提高，部分“新典”的归属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明确。在“新典”与小说整体的关系研究方面，虽然已经认识到“新典”在塑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