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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多维界定与司法实践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给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从政治层面来看，它侵蚀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公职人员接受贿赂后，公共权力被滥用，政策执行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例如，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审批过程中，若官员收受了不法企业的贿赂，可能会违规批准不符合标准的项目，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可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等造成严重危害。从经济角度而言，贿赂犯罪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行贿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使得那些真正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资源无法得到合理配置，经济效率降低。如在工程招标领域，行贿企业可能会以劣质材料中标，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在社会层面，贿赂之风盛行会引发道德滑坡，使人们的价值观扭曲，将不正当手段视为成功的捷径，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侵蚀了社会的道德根基。

准确界定贿赂物对于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司法机关准确认定贿赂犯罪的基础。只有明确了贿赂物的范围，才能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贿赂犯罪，以及犯罪的情节轻重。在实践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手段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传统的贿赂物主要是现金和实物，但如今，各种新型的利益形式不断涌现，如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等。如果不能准确界定这些新型贿赂物，就可能导致一些贿赂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无法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准确界定贿赂物有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来确定刑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准确认定贿赂物的价值和性质，才能合理判断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从而对犯罪分子判处恰当的刑罚，做到罚当其罪。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界定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理论学说。一些国家采用了宽泛的“利益说”，将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都纳入贿赂物的范围。日本的刑事判例将贿赂解释为金融利益、债务、性服务以及其他能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新加坡1970年的《防止贿赂法》规定贿赂包括金钱、礼品等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以及任何其他服务、优惠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好处。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贿赂物的界定进行了探讨，有的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贿赂犯罪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法律规制来减少这种影响；有的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贿赂犯罪的成因、特点和预防措施，其中涉及到对贿赂物界定的相关内容。

在国内，关于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界定，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学说：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财物说认为贿赂物仅限于金钱和实物；财产性利益说主张将可以用金钱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物范围；利益说则认为贿赂物应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财产性利益说，相关司法解释也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范围，并将其解释为“可以折算为货币的其他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两种。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贿赂物的界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一些学者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在贿赂物界定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扩大贿赂物范围的建议；另一些学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研究如何准确认定各种新型贿赂物，以及在认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对各种学说的讨论较为深入，但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些学说，以及如何协调不同学说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新型贿赂物，如虚拟财产、性服务等，如何准确认定其价值和性质，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和困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的贿赂形式不断涌现，现有研究在应对这些新变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将针对这些不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界定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我国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文献研究法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界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学术论文、专著等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详细分析了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贿赂物的规定演变，以及国外典型国家在贿赂物界定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判例。

案例分析法也是本文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