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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认定及数额标准案例

引言

诈骗罪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的典型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发案率高、表现形式多样，其认定和数额标准的适用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量刑的轻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诈骗手段从传统的“面对面”虚构事实，演变为利用网络、电信等新型媒介实施，给司法认定带来新挑战。准确把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合理适用数额标准，既是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也是维护司法公正、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环节。本文将围绕诈骗罪的法律认定要件、数额标准的司法实践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探讨如何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一、诈骗罪的法律认定要件

诈骗罪的认定需严格遵循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即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最终造成财产损失。这四个要件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一）主观要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诈骗罪区别于民事欺诈的核心要素。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可能存在夸大或虚构事实的行为，但主观上仍有履行合同或返还财产的意图；而诈骗罪的行为人自始便无履行或返还的意愿，其目的是直接占有他人财产。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通常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常见情形包括：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逃匿，或挥霍财物导致无法返还，或使用虚假身份、虚假担保获取财物等。例如，张某以“投资项目”为名向多名亲友借款，承诺高额回报，但其实际将资金用于赌博并最终无法偿还。法院在审理时，结合张某未将资金用于约定项目、资金流向异常且无还款能力等客观事实，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

（二）客观要件：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

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编造不存在的、与真实情况不符的信息；隐瞒真相则是故意掩盖已知的真实情况，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这两种行为方式可以单独或结合使用。例如，李某伪造“房屋产权证”向王某借款，称以房产作抵押，实则该房产已被抵押给银行。李某的行为既虚构了“产权证真实有效”的事实，又隐瞒了“房产已被抵押”的真相，属于典型的诈骗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虚构的事实需达到足以使一般人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若仅为夸大宣传（如商家对商品性能的适度夸张），通常不认定为诈骗行为。

（三）因果关系：错误认识与财产处分的关联

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主动处分财产（如交付财物、转账等），是诈骗罪成立的关键因果链条。若被害人未因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如识破骗局但出于同情仍交付财物），或虽产生错误认识但非基于此处分财产（如因被胁迫交付财物），则不构成诈骗罪。例如，赵某冒充“神医”称能治愈王某的慢性病，王某明知赵某无行医资质，但为讨好患病的母亲仍购买其“药物”。法院认为，王某的财产处分行为并非基于对赵某“神医”身份的错误认识，而是出于情感因素，因此赵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二、诈骗罪数额标准的司法实践

数额是诈骗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进而决定刑罚幅度。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数额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允许各地结合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具体标准，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一）数额标准的法律依据与地区差异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五十万元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上述幅度内确定具体标准。例如，经济较发达地区可能将“数额较大”的起点定为五千元，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定为三千元。这种差异化规定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确保刑罚与当地经济水平、公众认知相匹配。

（二）数额计算的特殊情形

司法实践中，诈骗数额的计算需结合行为的连续性、既遂与未遂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

多次诈骗的数额累计计算。若行为人连续实施多起诈骗行为，且每起行为均未超过追诉时效，应将各次诈骗数额相加作为总犯罪数额。例如，陈某在半年内先后诈骗5人，金额分别为两千元、三千元、四千元、五千元、六千元，累计金额两万元，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应追究刑事责任。

既遂与未遂的数额合并认定。若部分诈骗行为既遂（已实际取得财物）、部分未遂（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取得财物），应将既遂数额与未遂数额合并考虑。若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可按“数额巨大”的未遂从轻或减轻处罚；若既遂数额已达到某一量刑档次，未遂数额作为从重情节。

案发前返还财物的扣除。行为人在案发前主动返还部分或全部财物的，返还部分不计入犯罪数额，但返还行为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仅作为量刑时的从轻情节。例如，周某诈骗十万元后，在被害人报案前返还三万元，最终认定的犯罪数额为七万元。

（三）数额与量刑的对应关系

根据刑法规定，诈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