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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污染处罚案例及解读

引言

环境保护是关系民生福祉、民族未来的大计。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一度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在此背景下，我国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特别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通过强化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创新监管手段，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污染处罚案例，结合法律条文与实践逻辑，深入解读《环保法》在污染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既展现法律的刚性约束，也揭示污染治理的复杂性与系统性。

一、典型污染处罚案例类型与解析

（一）工业废水违法排放：按日连续处罚的“利剑”作用

某化工企业长期将生产废水通过地下渗坑偷排至周边土壤，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巡查中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异常，经采样检测，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浓度超过排放标准20倍，重金属指标严重超标。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后，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并限期治理。但企业为降低治污成本，在整改期限内仍存在间歇性偷排行为。

依据《环保法》第五十九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首次违法排放行为处以50万元罚款；因企业未按要求改正，自责令改正次日起，每日按50万元连续计罚，最终累计罚款230万元。同时，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处以15日行政拘留。

这一案例中，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突破了传统“一罚了之”的局限，通过经济成本的持续累加，形成“不敢违法”的震慑效应。企业原本抱有“交了罚款继续排污”的侥幸心理，但连续处罚的高额成本使其不得不投入资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二）大气污染超标排放：自动监测数据的“铁证”效力

某钢铁企业安装了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台联网。监测数据显示，企业烧结机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在连续3个月内多次超过《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限值，最高超标倍数达3.2倍。生态环境部门调取自动监测原始数据、设备运行记录及企业台账后发现，企业为节省脱硫剂成本，故意降低脱硫设施运行效率，且未按要求对监测设备进行维护，导致数据异常时未及时预警。

根据《环保法》第四十二条“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的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处以12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产整治1个月。同时，将超标排放数据作为环境信用评价依据，企业信用等级被降为D级，影响其后续贷款、招投标等经营活动。

此案例体现了自动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中的关键作用。随着“互联网+监管”模式的推广，在线监测设备成为“电子眼”，实时捕捉污染行为，避免了人工采样的滞后性与偶然性。企业若试图篡改、伪造监测数据，还将面临《环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伪造监测数据”的行政拘留处罚，违法成本进一步升级。

（三）固体废物违法处置：“全链条追责”的治理逻辑

某建材公司从外地购入一批工业废酸用于生产原料，但未按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也未对废酸的来源、成分进行核实。经调查，这批废酸实为某化工企业非法产生的危险废物（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HW34类），化工企业为逃避处置成本，通过无资质的中间商低价卖给建材公司。建材公司在储存废酸过程中发生泄漏，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周边居民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

依据《环保法》第四十九条“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固体废物、废水施入农田”“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对化工企业、中间商、建材公司分别处以300万元、200万元、150万元罚款；将涉嫌污染环境罪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最终3家企业负责人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例反映了固体废物污染“全链条追责”的特点。从产生、转移到利用、处置的每个环节，相关主体都需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危险废物，其管理实行“转移联单”制度，任何环节缺失联单或数据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