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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交子”的发行与通货膨胀

引言

在北宋的市井街巷中，商队的驼铃声与市集的喧闹交织成一片繁荣图景。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这里的交易不再完全依赖沉重的金属货币——一种被称为“交子”的纸质凭证正悄然流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既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开启了人类货币史的新篇章。然而，这种创新的货币形式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政府为填补财政缺口超量发行，导致交子信用崩塌、物价飞涨，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纸币通货膨胀。从交子的诞生到通胀的爆发，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宋代经济的活力与矛盾，更留下了关于货币发行与经济管理的深刻启示。

一、交子的起源与早期发行机制

（一）交子诞生的经济土壤

交子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北宋前期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自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到北宋时，长江流域的农业产量已远超北方，手工业如纺织、制瓷、冶铁等蓬勃发展，商业贸易更是突破了“坊市分离”的限制，夜市、草市、边市广泛兴起。成都平原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茶盐贸易、蜀锦织造尤为发达，每日交易规模庞大。

但此时的货币体系却难以匹配经济发展需求。北宋主要流通铜钱与铁钱，其中四川因铜矿匮乏，长期使用铁钱。据记载，当时买一匹绢需要铁钱2万文，重达50斤，商人携带百贯铁钱便需肩挑车运。这种“钱重货轻”的矛盾在商业活动频繁的成都尤为突出，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轻便的交易媒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自发创造了“交子”。

（二）从民间信用到官办发行的演变

最初的交子是由成都16家富商联合发行的存款凭证。商人们将铁钱存入“交子铺”，铺户开具纸质收据，上面记载金额、铺户印记及密码，这种收据可在市场上流通，兑换时每贯收取30文手续费。这种模式本质是“代用货币”，以铁钱储备为信用基础，初期运行良好——铺户为维持信誉，严格控制发行数量，确保随时可兑换。

但民间交子的缺陷随着时间逐渐暴露。一方面，部分铺户因经营不善或挪用储备金，出现“无法兑换”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不同铺户发行的交子规格不一，跨区域流通困难。某年，因一家大铺户破产引发挤兑潮，导致大量交子无法兑现，引发市场混乱。为稳定经济秩序，政府于仁宗年间接管交子发行，设立“益州交子务”，将其从民间信用转变为官方货币。

（三）官交子的初期规范制度

官交子的发行吸取了民间教训，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分界发行”：每届交子有固定流通期限（初为3年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旧交子需兑换回铁钱或新交子，避免无限流通；其次是“备本钱”制度：每界发行前，政府需储备一定比例的铁钱作为准备金（初期约为发行额的28%），确保兑换信用；再次是“限额发行”：首界官交子发行额为125.63万贯，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一规模，与四川地区的贸易量基本匹配；最后是“区域限制”：初期仅在四川流通，避免因跨区域使用导致的管理困难。

这些制度使官交子在最初几十年里保持了稳定。据文献记载，当时“交子之法，行之百年，公私两便”，商人们携带轻便的交子即可完成大额交易，政府也通过收取兑换手续费增加了财政收入。这种“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互补的模式，成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

二、交子发行失控与通货膨胀的演变

（一）财政压力下的发行异化

然而，交子的稳定运行未能持续。北宋中后期，朝廷面临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对外需支付辽、西夏的“岁币”，对内要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军队开支（北宋军队最多时达120万），再加上频繁的水旱灾害救济，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益严重。据估算，仁宗时期财政盈余约1500万贯，到神宗时已转为赤字，哲宗以后赤字规模逐年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交子的性质逐渐从“交易媒介”异化为“财政工具”。政府发现，通过超发交子可以快速填补财政缺口——无需增加税收，只需多印纸币即可支付军饷、购买物资。这一“捷径”很快被滥用：原本3年一界、每界125万贯的发行限制被打破，哲宗时期每界发行量增至140万贯，徽宗时期更猛增到2400万贯（约为初期的19倍），且不再严格执行分界兑换，旧交子与新交子同时流通。

（二）通货膨胀的具体表现

超发的交子如同决堤的洪水，迅速冲击着市场的货币流通平衡，通货膨胀的特征逐渐显现：

首先是交子与铁钱的兑换比例失衡。初期1贯交子可兑换1贯铁钱，到徽宗时期，1贯交子只能兑换200-300文铁钱，贬值幅度超过70%。商人们开始拒绝接受交子，“市易务（官方交易场所）前，民持交子求兑者终日不绝，而库中铁钱不足，百姓怨声载道”。

其次是物价普遍上涨。以成都米价为例，北宋前期每石米约300文（铁钱），交子超发后，米价涨至每石2000文（铁钱），若以交子计价则更高。普通百姓“日作所得，仅够买斗米”，生计艰难。史书中“米贵如珠”“饿殍相望”的记载，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反映了通胀对民生的冲击。

最后是货币体系崩溃。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