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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罪认定及案例

引言

医疗行为直接关系公众生命健康安全，是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医疗市场秩序、保障患者合法权益，我国刑法设立了非法行医罪，对未取得合法资质擅自开展医疗活动的行为予以刑事规制。近年来，随着基层医疗需求增长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凸显，非法行医现象在部分地区仍时有发生，且形式不断翻新——从街头“游医”到网络平台“远程问诊”，从无资质美容整形到违规开展母婴保健服务，这些行为不仅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更因缺乏专业保障导致患者伤残甚至死亡的悲剧频发。本文将围绕非法行医罪的法律认定标准展开系统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阐释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以期为理解该罪名的适用提供参考。

一、非法行医罪的法律基础与核心要件

非法行医罪的设立源于对医疗行业特殊性的深刻认知。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风险性，从业者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与资格审核，才能确保诊疗行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条款明确了非法行医罪的基本框架，其认定需从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要件综合判断。

（一）主体要件：“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具体认定

主体要件是非法行医罪的核心门槛，即行为人必须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需从“资格”与“执业”两个维度理解：其一，未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其二，虽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但未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注册后因违规被吊销、注销执业证书，仍继续行医的；其三，超出注册的执业地点、类别或范围行医，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如跨类别开展外科手术）。

例如，实践中常见的“乡村医生”超范围行医问题。根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只能在村卫生室执业，且不得从事执业医师才能开展的手术、接生等活动。若某乡村医生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却在村外开设诊所进行人流手术，即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范畴。再如，已退休的执业医师若未按规定重新注册，擅自开设私人诊所，同样因丧失合法执业资格而符合主体要件。

（二）主观要件：故意实施非法行医行为

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仍有意实施诊疗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对“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结果可能持过失态度，不影响故意的认定。例如，某无资质人员为牟利开设牙科诊所，明知自己未取得执业资格，仍为患者拔牙，因操作不当导致患者感染败血症。此时，行为人对非法行医行为是故意，但对感染后果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仍构成非法行医罪。

若行为人因误解法律而误认为自己具备执业资格（如持有伪造的医师资格证书但信以为真），则可能因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构成本罪，但需结合具体证据判断其“误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某医学院学生未通过考试，却从非法渠道购买假证并开设诊所，其对“未取得合法资格”的事实应为明知，仍构成故意。

（三）客观要件：非法行医行为的具体表现

客观要件需满足“非法行医”与“情节严重”两个层次。“非法行医”指未取得合法资质者以医疗为业，实施诊断、治疗、护理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疾病诊断、开处方、手术、注射、接生、中医推拿（非保健性质）等。“情节严重”是入罪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包括以下情形：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长期非法行医、针对孕妇或婴幼儿等特殊群体行医）。

例如，某无资质人员在城乡结合部开设“诊所”，使用过期药品为多名感冒患者输液，导致3人出现药物过敏反应住院治疗。其行为已符合“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卫生材料”和“造成就诊人健康损害”两项情节，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若该诊所因非法行医被处罚两次后仍继续经营，则直接符合入罪条件。

（四）客体要件：双重法益的侵害

非法行医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破坏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管理秩序，也侵害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国家通过《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了严格的医疗准入制度，非法行医行为直接挑战这一制度，导致医疗市场混乱；同时，因从业者缺乏专业知识和设备，误诊、误治概率远高于合法医疗机构，患者可能因延误治疗或不当操作遭受身体伤害甚至死亡。

例如，某无资质人员在出租屋内为产妇接生，因操作不当导致产妇大出血死亡。该行为不仅违反了母婴保健专项管理规定，更直接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