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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生子女继承权案例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继承权则是家庭财产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传统观念中，“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差异常被视为影响继承权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观念的进步，这种差异正逐渐被法律的平等精神所消解。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既是法律层面的权利确认问题，也是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问题。本文将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结合法律规定与实践争议，深入探讨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实现路径与社会意义。

一、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法律基础

（一）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定位

我国法律始终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体现，便是对非婚生子女权益的平等保护。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一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基于出生方式的身份歧视，将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提升至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层面。

在此基础上，《民法典》第1127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定继承的顺序与范围。该条款规定，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意味着，非婚生子女无需通过额外条件（如父母事后补办婚姻登记）即可当然获得继承权，其权利来源仅基于与被继承人的亲子关系，而非父母的婚姻状态。

（二）继承权实现的核心要件：亲子关系认定

尽管法律赋予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但在实际操作中，“亲子关系的确认”往往成为权利实现的首要门槛。与婚生子女不同，非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缺乏婚姻关系的直接推定（婚生子女可基于婚姻关系推定亲子关系成立），因此需要通过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规定，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这一规定为非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提供了程序保障，允许通过亲子鉴定、出生医学证明、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链综合认定亲子关系。

二、典型案例中的权利实现与争议

（一）案例一：亲子关系存疑下的继承权确认

李某（女）与张某（男）未办理结婚登记便同居生活，期间育有一子李小某。张某去世后，其父母以”李小某非张某亲生”为由，拒绝其参与遗产分配。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李小某的继承权。

诉讼过程中，李某提交了以下证据：张某生前与李小某的合影、张某为李小某支付医疗费的票据、张某朋友关于”张某承认李小某是其儿子”的证人证言。张某父母虽否认亲子关系，但拒绝配合进行亲子鉴定。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初步证明力，张某父母无相反证据且拒绝亲子鉴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推定李小某与张某存在亲子关系。最终判决李小某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与张某父母共同继承遗产。

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当非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面临质疑时，法律通过证据规则降低了权利实现的难度。法院并未要求”绝对确凿”的证据，而是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关联性事实进行综合判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倾斜保护。

（二）案例二：遗嘱排除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效力认定

王某（男）与妻子陈某育有一女王小某，后与婚外恋人赵某育有非婚生子王某某。王某生前立下遗嘱，明确”所有遗产由王小某继承，王某某不得参与分配”。王某去世后，王某某起诉要求继承遗产。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但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本案中，王某某尚未成年，属于法律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主体。尽管王某通过遗嘱排除其继承权，但该部分内容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最终判决王某某有权继承王某遗产中”必要份额”，具体比例根据遗产总额、王某某的实际需求等因素确定。

此案揭示了遗嘱自由与法定继承的边界：遗嘱人虽有权处分个人财产，但不得剥夺特定继承人的法定权利。非婚生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继承权受法律强制保护，遗嘱中排除其权利的内容无效。

（三）案例三：多子女情况下的遗产分配争议

刘某（男）与前妻育有婚生子女刘甲、刘乙，后与未登记结婚的恋人邓某育有非婚生子女刘丙。刘某去世时未留遗嘱，遗产包括房产、存款等共计200万元。刘甲、刘乙主张”刘丙是私生子，应少分遗产”，邓某则要求刘丙与其他子女平分。

法院审理指出，《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刘丙作为未成年人，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且无证据表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