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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根基：理论、实践与体系建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广袤领域中，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宛如一颗独特的明珠，散发着不容忽视的光芒，对其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而言，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违法性判断的深化与拓展。传统刑法理论在认定犯罪时，往往着重于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而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出现，促使我们从更宏观的法律秩序和社会伦理角度，重新审视行为的违法性本质。这不仅丰富了刑法理论的内涵，也推动了刑法理论朝着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让我们对犯罪的本质和违法性的判断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在司法实践领域，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所有情况。当面对一些特殊案件时，若仅仅依据现有的法律条文进行机械判断，可能会导致司法不公的结果。例如在某些新兴的经济领域，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一些行为在形式上可能与传统的违法构成要件相符，但从行为的目的、社会效果以及公众的普遍认知来看，却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此时，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就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公正的判断依据，使得司法机关能够在遵循法律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裁决，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而本文探究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根基的目的，在于深入挖掘这一概念背后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通过剖析其根基，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滥用或误用的情况。同时，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刑法理论体系，为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刑法在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方面发挥更为精准和有效的作用。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研究历史较为悠久且成果丰硕。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德国学者在违法性判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种关于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学说，如目的说、优越利益说、社会相当性说等。目的说强调行为若为追求国家社会全体共同生活目的所必需，则不具有违法性；优越利益说侧重于在利益冲突时，保护较大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以此判断行为是否阻却违法；社会相当性说则以社会生活的法律秩序整体精神为审查标准，认为未超过社会生活常规的行为可阻却违法。这些学说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对法官的裁判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在借鉴德国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他们对被害人承诺、自救行为、义务冲突等具体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深入的研究，明确了各种事由的适用条件和限制，使得这些理论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例如，在一些涉及被害人承诺的案件中，日本法院依据相关理论，对承诺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承诺的范围等因素进行严格审查，从而准确判断行为是否阻却违法。

在国内，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刑法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也逐渐成为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展开。一些学者认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我国刑法中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它能够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实现刑法的实质正义。他们通过对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深入分析，指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价值观念，而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正是这种实质判断的具体体现。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借鉴，并尝试将其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见解。

然而，当前国内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理论研究方面，各种学说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导致在具体的适用标准和判断依据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同学说对于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根基认识不同，使得在实践中对于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应用方面，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指导，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由于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差异，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此外，对于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未能充分解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石，如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实现刑法的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