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翰林学士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文化互动：历史、影响与意义.docxVIP

清代翰林学士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文化互动：历史、影响与意义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翰林院作为文化学术的核心机构，汇聚了众多才学之士，董文涣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研秋、研樵，平阳府洪洞县杜戍村（今临汾市洪洞县）人，是咸、同年间名诗人、诗律学家。他不仅在文学创作和诗律研究上造诣深厚，其仕途经历也颇为丰富。同治初年，京城戒严，事后清廷大搜余党，冤案频发，董文涣时任日讲起居注，与任刑部郎中的兄长董文麟不满现状，董文涣奏请“息诬陷，请善良”，虽得旨“严禁诬陷，煞住恶风”，却因此为朝里所忌。修撰《文宗实录》成后，他未获升职反被排挤，以道员外用。此后，他历任甘肃甘凉兵备道、甘肃秦筑阶道等职，在任上积极处理政务，创陇南书院课士，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清朝与朝鲜保持着紧密的宗藩关系。自1637年朝鲜王朝正式确立与清朝政府的宗藩关系后，便开始向清朝派遣朝贡使团，至1895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放弃宗主权承认朝鲜王朝独立为止，历时二百五十八年，期间朝鲜王朝共向清政府派出定期使团500余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清翰林学士的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交往成为了清代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缩影。

研究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清代外交角度来看，这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朝与藩属国之间的外交互动细节。朝鲜作为清朝重要的藩属国，双方的交往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的朝贡与册封，更体现在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通过研究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可以揭示清朝在处理与藩属国关系时的外交策略、态度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各种情况。例如，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了解清朝对朝鲜使臣的接待规格、礼仪安排等，这些都是清代外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交流方面，董文涣作为清朝的文化精英，与朝鲜使臣的交往促进了两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们通过诗文唱和、思想交流等方式，传播了各自国家的文化。朝鲜使臣带来了朝鲜的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成果，与董文涣等清朝文人进行交流，同时也吸收了清朝的文化精华。这种文化交流丰富了两国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东亚文化圈的发展。例如，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1861年出使中国时结识了董文涣等清朝学人，参与清朝学人的顾祠祭拜，顾炎武的学术为他倡导开化提供了思想源泉，这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对朝鲜思想界的影响。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于清代中朝交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政治、经济层面，学者们通过对《李朝实录》《清实录》等官方史料的分析，详细探讨了两国在宗藩体制下的政治互动，如朝贡的流程、礼仪规范以及政治决策的相互影响。在经济交流方面，研究涉及到贸易的种类、规模、贸易路线以及对两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等。

在文化交流领域，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中朝文人之间的互动。如对朝鲜使臣所著的“燕行录”研究，展现了朝鲜使臣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还有学者研究了中朝文人的诗文唱和活动，探讨了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交流现象。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中朝交往，对于个体文人之间的交往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董文涣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创作、诗律研究以及在甘肃的游宦经历等方面。例如，对他的《声调四谱图说》的研究，探讨了其在清人声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对他在甘肃创作的诗歌研究，分析了其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但关于董文涣与朝鲜使臣交往关系的研究，尚存在明显的空白。这一研究空白使得我们对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微观层面了解不足，无法全面展现中朝文人交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文将从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深入研究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关系，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与董文涣和朝鲜使臣相关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查阅董文涣的《砚樵山房日记》《砚樵山房诗草》《砚樵山房文存》等著作，从中梳理出他与朝鲜使臣交往的具体事件、交流内容以及他对朝鲜使臣的看法等信息。另一方面，对朝鲜使臣的著作，如“燕行录”以及他们与董文涣往来的书信、诗文等进行分析，了解朝鲜使臣眼中的董文涣以及他们在交往中的思想碰撞。同时，参考《李朝实录》《清实录》等官方史料，从宏观背景上把握清代中朝交往的历史脉络，为研究董文涣与朝鲜使臣的交往提供更全面的历史背景。

案例分析法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选取董文涣与朝鲜使臣交往的典型案例，如朴珪寿与董文涣的交往，深入剖析他们交往的过程、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朴珪寿两次出使中国，与董文涣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交往不仅涉及诗文唱和，还在思想交流上对朴珪寿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朝鲜近代思想的转变。通过对这一案例的详细分析，可以更生动、具体地展现董文涣与朝鲜使臣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