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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未遂犯的认定

引言

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未遂犯的认定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到犯罪形态的准确区分，更直接影响刑罚的裁量与适用，是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的重要环节。从刑法条文到司法判例，从理论争议到实践标准，未遂犯的认定需要兼顾法律文本的严谨性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本文将围绕未遂犯的基础理论、核心认定要件及司法实践难点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准确把握这一犯罪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未遂犯的基础理论廓清

（一）未遂犯的概念与立法定位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明确了未遂犯的法定定义，也奠定了其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等未完成形态相比，未遂犯的核心特征在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这使其区别于仅停留在准备阶段的预备犯；同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又将其与“自动放弃犯罪”的中止犯相区分。

从立法目的看，未遂犯的设立体现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提前干预。犯罪行为从预备到实行、从着手到既遂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当行为已经进入实行阶段但因外力受阻未能完成时，其社会危害性已显著高于预备阶段，因此需要通过未遂犯的规定对其科处刑罚。但相较于既遂犯，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尚未完全实现，故法律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区别对待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二）未遂犯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界限

既遂犯是犯罪行为完整实现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而未遂犯则是构成要件未完全实现的未完成形态。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既遂以被害人死亡为标志，若行为人持刀刺杀被害人但仅造成重伤，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如路人阻止）未能致其死亡，则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全部满足，这一界限直接决定了刑罚的轻重。

未遂犯与预备犯的区分

预备犯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尚未进入实行阶段。例如，为抢劫购买刀具、踩点的行为属于预备；而当行为人持刀具进入目标场所并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时，则属于“着手实行”，此时若因被害人反抗未能取得财物，即构成抢劫未遂。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是否“着手实行犯罪”，这是区分预备与未遂的关键节点。

未遂犯与中止犯的差异

中止犯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形态。例如，盗窃犯在翻找财物时因良心发现主动离开现场，属于中止；若因听到警笛声被迫逃离，则属于未遂。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未得逞”的原因：中止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自愿，未遂则是因外部障碍或主观认识错误等意志以外的原因。

二、未遂犯认定的核心要件解析

（一）“着手实行犯罪”的判断标准

“着手”是未遂犯与预备犯的分水岭，也是认定未遂犯的首要要件。理论界关于“着手”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学说：

形式客观说

该说认为，“着手”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例如，诈骗罪的“着手”是开始实施欺骗行为，盗窃罪的“着手”是开始实施秘密窃取行为。这种标准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为依据，但可能忽视行为的实质危害性。例如，行为人举枪瞄准被害人时，虽未扣动扳机（形式上未完成杀人行为），但已对法益造成现实、直接的危险，此时若仅以形式标准判断“着手”，可能导致对法益保护的滞后。

实质客观说

此说强调从行为对法益的现实危险性角度判断“着手”。当行为已经接近犯罪对象，对法益产生直接、紧迫的危险时，即为“着手”。例如，行为人携带毒药进入被害人房间，准备投毒时，其行为已对被害人的生命权造成现实威胁，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着手”。实质客观说更注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弥补了形式客观说的不足，但需要司法者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实质判断，对裁判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

我国通说采用实质客观说与形式客观说的结合，既要求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又强调行为对法益的现实危险性。例如，在抢劫案件中，行为人接近被害人并实施暴力威胁的行为，既符合“以暴力、胁迫方法抢劫财物”的构成要件（形式标准），又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直接危险（实质标准），应认定为“着手”。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会结合具体罪名的行为特征、行为人与犯罪对象的空间距离、行为的具体动作等因素综合判断“着手”时点。

（二）“未得逞”的内涵与类型化分析

“未得逞”是指犯罪未完成，即犯罪构成要件未全部实现。其具体表现因犯罪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

结果犯的“未得逞”

结果犯以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准，“未得逞”即该结果未出现。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既遂以被害人死亡为结果，若被害人经抢救生还，则属于未遂；故意伤害罪的既遂以被害人达到轻伤以上伤害结果为标准，若仅造成轻微伤，则可能构成未遂（需结合具体案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