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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的优化与协同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救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着关键作用。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凭借其专业性、高效性和便捷性，能够快速地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纠正错误，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及时化解行政纠纷，例如在一些涉及税务、工商等专业性较强的行政争议中，复议机关能凭借其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迅速查明事实并作出合理裁决。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通过司法审判，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最终的司法救济，确保行政行为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然而，在实践中，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却存在诸多问题。受案范围的不一致，导致部分行政争议无法在两种救济途径中得到妥善处理。例如，《行政复议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而《行政诉讼法》却将抽象行政行为完全排斥在受案范围之外，这使得对于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争议，当事人难以获得全面有效的救济。又如，在当事人资格认定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也存在差异，行政复议中对申请人资格的认定与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不同，可能出现同一行政行为，按《行政复议法》相对人无权提起复议，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却有权提起诉讼的情况，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困惑，也影响了救济的效率和公正性。此外，程序衔接的不顺畅，如复议前置的类型不明确、复议与诉讼的期限规定不协调等，导致当事人在选择救济途径时面临诸多困扰，甚至出现“程序空转”的现象，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也削弱了行政救济制度的整体效能，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鉴于此，深入研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有助于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深入探讨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为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在实践方面，通过优化两者的衔接机制，可以提高行政争议的解决效率，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的研究较为深入，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衔接模式。美国奉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这种模式下，相对人在寻求司法救济之前，必须先尝试通过所有可能的行政程序途径取得救济。例如在某公司接到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申诉通知的案例中，该公司虽认为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其无管辖权，但试图获得即时司法救济的努力被搁置，必须先走完行政救济程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行政机关在处理专业事务上的优势，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高效解决行政争议，减少司法机关的负担，同时也给予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德国采用“行政诉讼类型决定程序衔接”的模式，明确规定何种诉讼类型适用何种救济程序，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规范性，能够使当事人根据具体的诉讼类型准确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提高救济的效率和准确性。法国采取“自由选择模式”，充分赋予行政相对人在选择救济方式方面的自由，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自主决定是申请行政复议还是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模式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日本则以“行政复议前置为原则，直接诉讼为例外”，这种模式既发挥了行政复议的优势，让行政机关先行处理行政争议，又为当事人提供了最终的司法救济途径，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国内学者也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有学者指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当事人资格认定等方面存在脱节现象。在受案范围上，行政复议范围比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宽泛，《行政复议法》将行政机关所有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对相对人权利保护拓展到所有权利领域，而《行政诉讼法》主要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权利保护局限在人身权和财产权方面，虽有补充规定，但相对人超出该范围起诉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这导致两者在受案范围上存在脱节。在当事人资格认定上，《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人资格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与《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规定基本一致，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学界意见，将原告资格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种差异导致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下，相对人可能出现复议和诉讼资格不一致的情况。还有学者提出应当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行政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以完善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

尽管国内外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不足。在比较研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