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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讯逼供的多维度规制：理论、实践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司法实践的长河中，刑讯逼供问题始终如同一颗毒瘤，侵蚀着司法公正的根基。从河南赵作海案，到湖北佘祥林案，一桩桩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触目惊心。在这些案件中，无辜者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被迫作出虚假供述，蒙冤入狱，他们的人生被改写，家庭支离破碎。而真正的罪犯却可能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

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涉嫌犯罪，其基本权利也不应被肆意践踏。肉刑与变相肉刑的使用，是对其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同时，它也对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基于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以此为依据作出的判决，难以保证公正，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让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研究刑讯逼供的规制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从制度、观念、监督等多层面入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从而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现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系统、全面地剖析刑讯逼供的规制路径，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现有规制措施的不足，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完善建议，以实现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和人权的目标。

在研究过程中，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刑讯逼供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研究报告等，梳理学界和实务界的研究成果，把握研究动态，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典型的刑讯逼供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从实际案例中总结规律，揭示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以及现有规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采用比较研究法，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制度和实践经验，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益做法，为完善我国刑讯逼供规制体系提供参考。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刑讯逼供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英美法系国家注重正当程序，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等，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明确要求警察在讯问嫌疑人前，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否则获取的口供可能被排除。大陆法系国家同样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德国通过确立“证据禁止”原则，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此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国外学者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应对策略，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内对于刑讯逼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成因、危害及规制对策。学者们普遍认为，封建残余思想、有罪推定观念、侦查技术落后、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危害方面，强调其对人权的侵犯、司法公正的破坏以及对社会法治信仰的冲击。在规制对策上，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如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司法人员培训，提升其法治观念和业务能力；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惩处力度等建议。

尽管国内外在刑讯逼供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现有研究在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如何确保各项规制措施在实践中有效落实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刑讯逼供的规制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刑讯逼供概述

2.1定义与法律界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这里的肉刑，是指通过对身体施加暴力，直接造成肉体痛苦的审讯方法，如殴打、捆绑、吊打、使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则是通过非直接暴力方式，使身体长时间处于痛苦或疲惫状态，如长时间罚站、罚跪、罚冻、罚晒、罚饿，以及采用“车轮战”轮番讯问、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精神折磨手段。

从构成要件来看，刑讯逼供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包括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客体方面，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犯罪对象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必须是故意，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无论最终是否获取到口供，或者口供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实施了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2.2历史沿革

刑讯逼供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社会，它曾作为一种合法的取证手段被广泛运用。在我国古代，秦朝奉行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统治国家，刑讯被大量使用，审讯中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拷打以获取口供是常见做法。到了唐朝，刑讯制度进一步发展并趋于完备，《唐律疏议》对刑讯的原则、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