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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与经济法交叉问题研究——基于反垄断法与《

民法典》第153条的竞合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加强反垄断”成为基本国

策，作为调整市场竞争秩序核心支柱的经济法与作为规范民事流转关

系基础框架的民法，其间的交叉、竞合与冲突日益成为法学理论与司

法实践的前沿与焦点。其中，尤以反垄断法与《民法典》关于合同效

力认定的规则竞合问题最为突出和复杂。垄断协议，作为反垄断法规

制的核心对象，其本身通常以合同形式存在。我国《反垄断法》明确

规定垄断协议无效，而《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则规定，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该强制性规定不导

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此种“双重否定”评价，引发了深刻

的法理与实践困境：垄断协议的“无效”究竟应由反垄断法直接宣告

，还是应通过《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转介”来确认？两种路

径下的“无效”后果是否等同？这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系到私法自

治与国家干预的边界、交易安全的维护以及反垄断法实施效果的根本

性问题。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竞

合关系，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二者规范目的、逻辑构造与法律后果的

深度辨析，结合对我国相关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揭示当前司法实践

中存在的裁判分歧与理论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层

次清晰的法律适用框架，为解决垄断协议的私法效力认定难题提供理

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对国内

外相关理论学说及司法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

国司法实践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显著分歧：部分法院倾向于直接

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宣告协议无效，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公法效

果；另一部分法院则严格遵循私法逻辑，将《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款

作为“强制性规定”，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框架下，进一

步辨析其属于“效力性”还是“管理性”规定，从而判断合同效力。

这种裁判路径的分裂，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研究结论认为，

应当对垄断协议的私法效力采取一种“类型化、分层次”的认定路径

。

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禁止性规定，其首要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竞

争秩序，具有浓厚的公法干预色彩，原则上应被界定为“管理性强制

性规定”。因此，违反该规定的垄断协议，不应当然地、自动地导致

其在私法上归于无效。其私法效力应由法院在个案中结合《民法典》

总则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公序良俗原则进行审查。对于横向价格卡特

尔等核心垄断协议，因其严重损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可认定其

违背了经济领域的“公共秩序”而无效；对于限制转售价格等纵向垄

断协议，则需审慎评估其对竞争的实际影响和对合同外第三人利益的

损害程度，不宜轻易否定其私法效力，以维护必要的交易稳定。

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对于厘清我国公法与私法的交错关系、

深化合同效力认定理论、指导司法机关统一反垄断民事纠纷的裁判尺

度，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反垄断法；民法典第153条；垄断协议；合同效力；公法

与私法交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宏大背景下，维护

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护

消费者福祉的核心战略。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

成熟，“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竞争、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经

济宪法”，其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进入

了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新时代，它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从事财产

流转和商事交易，提供了最基础、最普适的行为规范。

然而，正是在这两大法律体系的交汇地带，一个深刻的法学理论

与司法实践难题浮出水面。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核心行为之一——垄断

协议，例如竞争者之间固定价格的卡特尔协议、生产商与经销商之间

限定转售价格的协议，其在法律形式上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民事主体之

间签订的“合同”。这就导致了同一份“合同”，同时落入了两个不

同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一方面，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其从维护

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的视角出发，对垄断协议进行干预和规制，其主

要的法律武器是行政处罚（如巨额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作为私法的《民法典》，其从维护个体权利、

保障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