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研究——基于日本法“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借鉴.pdfVIP

民事诉讼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研究——基于日本法“文书提出命

令”制度的借鉴

摘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社会关系与民商事纠纷

日趋复杂的宏大背景下，现代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在于

证据材料，特别是关键性的书证，日益呈现出向一方当事人（通常是

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金融机构或医疗机构）高度集中的“偏在”状

态。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所秉持的、以“谁主张，谁举证”为核

心的传统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原则，在面对此种结构性的证据不平

等时，其内在的局限性与潜在的程序非正义风险，日益凸显。当事人

因客观上无法获取由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关键证据，而导致其合法实

体权利无法获得有效司法救济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这已

成为制约我国民事审判实现实质正义的关键性难题。本研究旨在深入

探讨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通过理论重构与制度借鉴，确立并

有效落实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以矫正证据偏在所带来的程序

失衡。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日本法中，作为事案解明义务

核心制度保障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的比较

法考察，精准诊断我国现行书证提出制度在构成要件、程序构造、权

利保障与制裁机制等方面的核心缺陷，并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一套既

符合我国司法传统与现实国情，又能够有效强化当事人真实、全面提

供证据之程序协力责任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框架，提供

坚实的理论依据与明确的制度重塑路径。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案例分析法。首先，

本研究将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交换

、书证提出令、以及妨害证据规则等规范文本，进行体系化的法释义

学分析，厘清我国现行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短板。其次，本研究的

核心方法，是以日本《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文书提出命令”的完

整制度构造，作为一个精细的、成熟的比较法“参照系”，通过对其

适用的一般义务原则、具体的免除事由、严格的申请与审查程序、以

及强大的法律制裁效果（特别是“真实拟制”效果）进行深度解构，

从而反向地、更为清晰地，映照出我国制度设计的不足之处。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书证提出制度，与日本成熟的“文书

提出命令”制度相比，在三个核心层面，存在着系统性的、根本性的

差距。第一，在义务设定的基础理念上，我国的制度，更多地，是一

种基于法官职权裁量的、例外的“命令模式”，缺乏日本法中，那种

将“文书持有者负有一般性的提出义务”作为基本原则的、更为积极

的立法理念。第二，在程序规则的精细化程度上，我国的制度，对于

申请的要件、审查的流程、特别是对于如何处理涉及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等免除事由的程序性争议，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导致法官在

实践中，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且普遍趋于保守。第三，在违反义务的

法律后果上，我国的制度，主要依赖于罚款、拘留等惩戒性措施，以

及在证明妨碍下，对举证责任的转移，其威慑力与实效性，远不及日

本法中，那种直接“拟制”对方当事人关于文书内容的主张为“真实

”的、强大的、旨在恢复程序平等的证据法效果。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要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偏在”困境，就必须实现一次深刻的、从传统的“当事人举证责任”

向现代的“当事人事案解明协力义务”的理论范式转型。这一结论的

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已不再

是单纯地、消极地，充当当事人“竞技场”的中立裁判，而是在尊重

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更为积极地，追求案件事实的发现与

实质正义的实现，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

论主义与协同主义关系的理论内涵。其实践价值则在于，本研究借鉴

日本法的成功经验，所提出的关于在我国建立“提出义务一般化、免

除事由法定化、审查程序精细化、法律后果效果化”的制度重构方案

，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未来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证据制度，

提供了清晰的法理支撑与明确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制度构建蓝图

，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理论、指导相关案件的统一公正审理

、最终提升我国民事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关键词：民事诉讼；事案解明义务；举证责任；文书提出命令；

证据偏在；辩论主义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并重构社会

经济生活的伟大时代。从医疗纠纷中的电子病历，到金融消费争议中

的内部交易记录；从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设计图纸与实验数据，到劳动

争议中的考勤与薪酬发放台账，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