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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场所”范围扩展

引言

工伤认定作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职工在遭受职业伤害时能否获得合理补偿。其中，“工作场所”的界定是工伤认定的关键要素之一，与“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共同构成“三工原则”的核心框架。传统语境下，“工作场所”常被理解为用人单位直接管理的固定物理空间，如车间、办公室、仓库等。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涌现以及工作模式的多元化，远程办公、弹性工时、移动作业等场景日益普遍，传统“工作场所”的边界被不断突破。从外卖骑手在取餐点摔倒，到程序员在家中远程处理紧急任务时突发疾病，再到销售人员在客户公司洽谈业务时受伤，这些新兴场景下的职业伤害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倒逼“工作场所”的范围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合理扩展。本文将围绕“工作场所”范围扩展的逻辑、表现及影响展开探讨，以期为理解这一法律概念的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一、传统工伤认定中“工作场所”的界定与局限

（一）传统“工作场所”的内涵与特征

传统法律框架下，“工作场所”的界定主要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的规定，核心指向用人单位为完成工作任务而提供的、由其直接管理的固定物理空间。例如，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写字楼内的办公室、商场的柜台区域等，均属于典型的传统工作场所。这一界定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物理空间的固定性。场所需与用人单位的经营地址直接关联，通常以劳动合同约定或实际办公地点为限，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其二，管理主体的专属性。场所由用人单位直接管理，包括空间的维护、设备的提供、秩序的规范等，劳动者在此范围内的活动需遵循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其三，功能指向的单一性。场所的主要功能是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如私人会客、临时外出购物）一般不被纳入“工作场所”范畴。

（二）传统界定的实践局限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工作场所”的界定逐渐显现出与现实需求的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无法覆盖新就业形态的工作场景。以平台经济为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从业者的工作场所不再局限于固定办公地点，而是依托平台系统动态分配，取餐点、配送路径、临时停车处等均可能成为实际工作场所。若仍以“固定物理空间”为标准，这类劳动者在非固定场所发生的职业伤害将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其次，忽视工作场所的延伸功能需求。现代职场中，劳动者在工作间隙的必要生理需求（如去卫生间、接饮用水）、工作准备与收尾活动（如更换工装、整理工具）等，虽不直接对应具体工作任务，但属于完成工作的必要环节。传统界定将这些关联区域排除在外，导致劳动者在这些区域受伤时难以获得保障。

最后，难以回应远程办公的常态化趋势。近年来，远程办公因技术进步和公共卫生事件推动逐渐普及，劳动者在家中、咖啡馆等非用人单位提供的场所完成工作的情况日益常见。传统“工作场所”的“专属性”特征，使得远程办公场景下的职业伤害认定面临法律适用难题。

二、“工作场所”范围扩展的动因分析

（一）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驱动

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是“工作场所”范围扩展的根本动因。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数亿，其中平台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群体的工作模式突破了传统“朝九晚五”“固定工位”的限制。例如，快递员的工作场所包括分拣中心、配送路线、客户收件点；网络主播的工作场所可能是居家直播间或临时租赁的拍摄场地。这些场景下，劳动者的职业风险与工作场所的关联性不再依赖物理空间的固定性，而是基于“工作原因”的实质判断。若仍固守传统界定，将导致大量新兴职业群体的工伤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违背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职工”的立法初衷。

（二）法律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工作场所”范围的扩展。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其中“工作场所”的表述虽未明确扩展，但司法实践与司法解释已逐步突破传统边界。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中，明确将“职工为完成工作任务，在合理范围内的必经路线”“因工作需要临时外出的场所”纳入“工作场所”范畴。此外，部分地方出台的工伤保险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工作场所”的认定标准，如将劳动者因工作需要使用的临时办公点、客户接待场所等视为延伸的工作场所，体现了法律对现实需求的回应。

（三）司法实践的探索与推动

司法案例是“工作场所”范围扩展的直接推动力。例如，某外卖骑手在前往商家取餐途中被电动车撞倒，法院在审理时认为，取餐是配送服务的必要环节，取餐点虽非用人单位的固定办公场所，但属于完成工作任务的合理延伸空间，最终认定为工伤。另一起典型案例中，某公司程序员因项目紧急在家中远程处理代码时突发心梗，法院结合其工作记录、沟通日志等证据，认定居家办公期间的场所属于“为完成工作任务而使用的合理场所”，从而支持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