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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之影响

内容提要：敬天法祖的观念起源很早，但初期并未与政治扯上关系，到了商代方被用于政治当中。而周代则是这一观念的成型期，这与宗法观念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汉代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期，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推动作用有关。敬天法祖观念被运用到政治上可从敬天和法祖两方面展开论述，并且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关键词：敬天法祖；君权神授；宗法

敬天法祖，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观念。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但都零零散散，未成体系。要想明了敬天法祖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对其演进过程是不应忽略的。故笔者不揣简陋，对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

敬天法祖的观念起源很早。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里就说：“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1]但远古时期对天地祖先的崇拜，多是建立在对未知世界的神秘感的基础上，可以看成是一种自然崇拜。如《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不过，这一时期，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已经可以通过某种仪式去表达了，现代能看到的上古的墓葬中，已经有祭祀天地的玉琮出现。张光直就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种手段或者法器。”上古时期，沟通天人的事都是由巫来完成的，按照《说文》的说法：“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可知，上古的巫多是女子，而且是靠歌舞来娱神。但上古时期的这种尊敬上天、祭祀鬼神的仪式基本未与政治有所联系，

敬天法祖观念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所区别。笔者试分述之

关于敬天的观念。

敬天观念发展之后，用于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分为两类

其一，君权天授。

前已言之，君权天授观念被董仲舒系统化。但实际上这个观念起源很早。《周易程氏传·革卦》：“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由此可知，在古人看来，君王之权由上天赋予，如果改朝换代，也由上天操纵。故天子不敢不敬天，不敢不以天的意志来行政。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与“君权天授”相关的是君主为天子之说，早在西周成康之前，君主就已天子自称了。《井侯簋》上的铭文就有“朕臣天子”，这里的朕当是井侯自称，非后世皇帝自称。另外，天子又称为元子。《尚书·召诰》在提到周代商之时：“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张分田先生称这就是天子称谓产生的文化依据。[13]《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曰：“故王者……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认为：“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14]

其二，则天，也即法天。

法天思想，在儒道两派均有探讨。《老子》说：“人法天”，《论语》则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说即说尧行政以法天。徐复观先生就说：“体道、法天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边际思想。”

西周以礼治国，而礼之设就是法天而来。《左传·文公十五年》中就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也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可知，礼是天道的象征。从《周礼》中官职的设置，也可以看出其法天的痕迹。《周礼》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说明当时人们理想中的官制当是与天地并行。而且伴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形成，法天意识更深入到政治制度当中。比如爵位有五等，是法天有五行；春赏秋刑，就是《周礼》中的春官宗伯、秋官司寇，这些都是法天的春生秋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将这一观念理论化，提出了“王者配天”和“官制像天”的理论。所谓“王者配天”，即《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所谓“官制象天”，《春秋繁露》专有《官制象天》一节，正所谓：“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由此可知，法天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对上天的侍奉和敬畏，正如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上》中所说：“法天即所以事天也。”

其三、保民而王。

前已言之，敬天法祖为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有学者曾说过：“保民是敬天的附属物。”[15]“保民而王”是思孟学派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主张。《孟子·梁惠王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当然，民本思想起源很早，如《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