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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心得体会党员学生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想用最真诚的语言，和大家分享一次让我灵魂震颤的精神之旅——那是上周四，我们学院党委组织党员同学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的经历。从清晨踏入那片青瓦白墙的院落，到暮色中带着湿润的眼眶离开，六个小时的参观，不是简单的“看展”，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次与“国士精神”的相遇，更是一次对“共产党员该如何担当”的深刻叩问。

刚走进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面刻满“刚毅坚卓”四个大字的影壁。阳光穿过院角的老槐树，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四个字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我站在影壁前，指尖轻轻抚过粗糙的石壁，忽然想起出发前查阅的资料：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是1938年梅贻琦校长在长沙临时大学迁滇途中提出的。“刚”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毅”是持之以恒的坚守，“坚”是临危不乱的定力，“卓”是超越凡俗的追求。这八个字，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标语，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用生命写就的精神密码。

穿过影壁，进入主展厅，第一块展墙上的地图让我瞬间屏息——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南迁，从长沙到昆明，1600多公里的迁徙路，1700多名师生中，337人选择步行。他们翻雪山、过草甸、渡乌江，在土匪的威胁下坚持测量地理数据，在疟疾病魔的侵扰中继续记录民俗风情。展柜里陈列着一张泛黄的“湘黔滇旅行团”合影，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衫，背着用竹篾编成的行李包，却个个目光如炬。讲解员说，这些学生中后来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71位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我盯着照片里一个戴圆框眼镜的男生，他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可他的肩上，扛着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重担；他的脚下，走的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艰难长路。

再往里走，是“教授群像”展区。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手稿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像群蚁排衙，有些地方被反复修改，墨色深浅不一。旁边展柜里，是朱自清先生流亡途中写的家书：“妻病儿弱，行囊仅存一被一毯，但每念及课堂上学生们求知的眼睛，便觉寒夜不冷。”最让我驻足的，是华罗庚先生的《堆垒素数论》手稿。1940年，日军轰炸昆明，华先生在西仓坡的阁楼里避难，阁楼漏雨，他就把草稿纸铺在床板上，用破油布盖住；油灯被震翻，他就借着月光继续演算。手稿上有一处被火烧过的焦痕，却依然能看清工整的公式。讲解员说，这部著作后来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数论领域的经典，而华先生在完成它时，全家六口挤在不到20平米的土坯房里，靠摆摊卖毛巾肥皂贴补家用。

转到“学生生活”展区，我在一组“跑警报”的复原场景前站了很久。低矮的防空洞入口挂着用汽油桶改造的“警报钟”，洞内墙壁上钉着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面摆着磨损的《微积分》课本、用烟盒纸订成的笔记本，还有半块没吃完的“灰面粑粑”（当时昆明百姓用掺杂着泥土的面粉做的干粮）。玻璃展柜里，有一本1942级学生许渊冲的日记，他在1941年12月26日写道：“今日警报三响，敌机轰炸龙头村。上午在防空洞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这大概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字迹有些潦草，却力透纸背。旁边还有一张学生自制的“免跑警报证”，是几位教授联名签署的，理由是“该生患严重肺病，不宜剧烈运动”。但据记载，持有这张证的学生从未用过它，他说：“敌机炸的是中国的土地，我不能躲在安全的地方。”

最让我泪目的，是“家国情怀”展区的一面“姓名墙”。墙上密密麻麻刻着834位联大师生的名字，他们中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有的倒在科研岗位，有的隐姓埋名投身国家机密工程。其中，有一位叫张奚若的教授，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朋友，1949年为新中国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者。1938年，他在联大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讲义扉页写着：“学者的责任，是为天地留下真理的火种；党员的责任，是让这火种照亮更多人的前路。”还有一位叫邓稼先的学生，1945年从联大毕业时，在纪念册上写下：“将来国家需要我，我定当全力以赴。”28年后，当他从罗布泊归来，头发全白，却用生命换来了蘑菇云的绽放。

参观结束时，我们在博物馆外的“一二·一”运动纪念广场集合。广场中央，四棵高大的柏树像卫士般挺立，树龄和联大历史一样长。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一二·一”运动纪念碑上，碑文中“反内战、争民主”的呐喊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强国有我”的誓言交织在一起。我忽然明白，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更是一种精神基因——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情怀，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人民立场，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学生，我们该如何传承这份精神？参观